幾年前在昆明時，傅斯年就因吳文藻、費孝通鼓搗出一個所謂的“民族學會”，另立山頭與史語所相抗衡大為惱火，直至雙方干戈相向，傅用奇計把吳、費等輩山頭推倒削平為止。現在陶孟和又暗中拉攏集結費孝通等“燕大派”進入中央研究院社科所，企圖嘯聚山林荒野，與史語所抗衡對壘，這還得了？于是，傅斯年立即致函陶孟和，內有“恐有大規(guī)模之重復在后，未便再顢頇下去”等敲山震虎式警告和交涉之語。陶孟和正為“分店在蘭，牌子在酒泉”之事如何蒙混過關大傷腦筋，忽見傅斯年以咄咄逼人的氣勢對自己所做的一切橫加指責，自是不甘臣服，當場揮毫予以反擊：“……今又遭一再鞭撲，且警告以所請之人不得任為研究員（實際上現僅有一人），弟行能無似，如足下承認弟無資格進行西北工作，或須完全退出‘中央研究院’，尚祈坦白告我為幸。”[29]

傅斯年接函，見對方不把自己這位“太上總干事”放在眼里，竟敢公開叫板兒，火氣更盛，高血壓呼呼上躥，再度潑墨揮毫，除了對陶孟和嚴加痛責，還致書朱家驊，把陶孟和欲“掛空牌于酒泉”的設想，上升到“近于蒙蔽政府之事”的政治高度，并堅稱此為“院務之大事”，應該“聞之院務會議，以商其各種可能之利害”，因為這等大事，并不是院長和某位所長合謀就可以算數和應該執(zhí)行的事情。至于中央研究院的發(fā)展前景，該如何擘擬，不容許“黑箱操作”。傅斯年此言既有政治高度，又有理論依據，還有事實上的利害得失，可謂步步為營，刀刀見血，針針封喉，令處于黨國大員地位又“高處不勝寒”的朱家驊聞之心驚肉跳，不得不好好思量一番。

已經開始對傅斯年打壓進行反擊的陶孟和并不服氣，他再次致函傅斯年直言不諱地說：“退一步講，中國學術工作，以至近于學術之工作如此幼稚，研究之處女領土如此之大，‘重復’……又有何妨？”而傅斯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別人與自己所掌控的領域“重復”，與自己“重復”，就等于另立山頭，扯旗造反，向自己宣戰(zhàn)。這一點，從傅氏當年特別看重的弟子夏鼐于1955年的說辭中即可以明了。時任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長的夏鼐，在政治壓力下，于同年《考古通訊》第三期發(fā)表了《批判考古學中的胡適派資產階級思想》一文，文中列舉了胡適多條罪狀，其中第五條便是：“宗派林立，學閥稱霸。胡適傅斯年輩學閥，是以研究機構和高等學校作為地盤的，成為一種排他性的宗派。像軍閥一樣，他們雖時常打算擴充地盤到別人的勢力范圍中去，但自己的地盤是決不容他人染指的。這種風氣也傳染到考古工作中去?！毕呢具@些話，雖是處于當時嚴酷的政治形勢而不得不為之，但也從另一個側面反映了胡適、傅斯年確實有這方面的毛病。

而在社科所于西北掛牌的問題上，傅斯年見陶孟和把自己的警告當做耳旁風，且還振振有詞地予以辯駁，氣惱中再度給朱家驊發(fā)一密函，除了要求把此事“聞之院務會議”，還想出另外打壓制裁陶孟和的一個計策，強烈要求將社科所與史語所“兩所工作之分界，提交院務會議”，當院務會議將分界劃清并得到兩所負責人認可后，另“由全院辦一中央研究院西北工作站”，以便集中強有力的人員做更全面的工作。

陶孟和得知傅斯年的密函內容，深知這是傅在中間攪渾水的把戲，假如全院在西北辦一工作站，派去的人員自然又是以史語所為龍頭老大，社科所人員還是在他們的打壓欺負之下且永無出頭之日。想到這里，陶孟和大怒，再也顧不得作為長輩的面子，干脆撕破臉皮，以牙還牙，并以“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 等語致函傅斯年，對其言行大加痛斥。傅斯年接函自是怒火萬丈，當即回函予以反擊，其中特別提到“伎倆”一詞。傅說道：

伎倆一詞，其Connotations在中國雖無標準字典，然試看《聊齋》、《西游》、《兒女英雄傳》、《封神榜》等書，完全是一句罵人很重的話，意為“小小陰謀”之類或英語之treacherous，……此等罵人話，最好盼望我公收回，即是說，下次來信，聲明收回“足下伎倆高超，素所深悉”十個大字，除非我公認為不必再作朋友的話。[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