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此，李濟認為當前“最迫切的問題，不是中國是否有過科學，而是在中國如何推進科學……（目前）我們所要的是科學的成績，不是科學的本身；我們對于科學思想的本身，除了少數(shù)人外，仍不感興趣。我們尚沒擺脫張之洞的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觀念……假如我們要規(guī)規(guī)矩矩地提倡科學思想，我們應該學禪門的和尚；因為禪門第一戒是不打誑語?？茖W思想的起點也在此；科學思想里沒有世故的說法，也沒有官樣文章”。[35]

盡管李約瑟有些話沒有說，也可能在與中國官員、學者打交道的過程中“入鄉(xiāng)隨俗”地應用了一些“世故的說法”。但他在揚子江頭的李莊古鎮(zhèn)與傅斯年、陶孟和、李濟、梁思成，甚至王鈴等年輕學者的討論中，加深了對中國科技史料的認知與推測，堅定了此前的看法——也就是在漫長的封建社會特別是明清之后，中國的官僚體制阻礙了科學技術的產生和發(fā)展，當是一個無法繞開的事實。但是，在這一越來越僵死的體制下，卻又暗伏著一股人民大眾不斷發(fā)明創(chuàng)造的潛流，即是在最嚴酷的冰凍時期，這股潛流也流淌不息，千百年流傳下來的文獻和科學技術發(fā)展的珍貴資料，便是這一現(xiàn)象的明證。而對這些紛亂雜陳的彌足珍貴的歷史資料，作為現(xiàn)代學者，就需要進行嚴謹?shù)蔫b別、研究，從中抽釋出真正屬于“現(xiàn)代科學”的物質精神財富，才能促使那些傲慢的西方學者注意，并使這些資料轉化為真正現(xiàn)代科學的酵母和新動力。就東西方文化交流和李約瑟本身的收獲而言，令后來的研究者幾乎達成共識的是，如果李氏在這次訪華使命中，沒有得到蝸居在李莊的學者們啟發(fā)和鼎力幫助,他所主持的聞名于世的具有劃時代性質和里程碑意義的《中國科學技術史》大廈的構建，或許還要推遲若干個年頭。

許多年后的1981年9 月23 日，當李約瑟重新踏上中國土地，并在上海作題為“《中國科學技術史》編寫計劃的緣起、進展與現(xiàn)狀”學術講演時，不無感慨地道：“說到‘緣起’，就得從四川的一個小市鎮(zhèn)李莊談起。在抗日戰(zhàn)爭時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遷到了那里。在傅斯年、陶孟和的主持下，我結識了一位正在研究火藥史的年輕中國學者。他名叫王鈴，號靜寧。他成了我的第一位合作者。從1947年到1957年，他一共在劍橋住了九年，協(xié)助我工作?！盵36]對于從李莊山坳里走出、曾協(xié)助自己工作了9年之久的第一位合作者王鈴在劍橋的經歷，李約瑟同樣公開承認并坦誠地作了如下評價：“首先，他在中國史學研究方面的專業(yè)訓練，在我們日常的討論中，一直起著很大的作用。其次，由本書第一次譯成英文的中國文獻，其英文初稿十之七八是他翻譯的，然后我們兩人必定一同詳細討論校核，往往經過多次修改才最后定稿。別人的譯文，我們兩人必須核對中文原書后才加以采用。王鈴先生還花費許多時間去查找和瀏覽各種原先認為有用的材料，從這樣的探究中往往又發(fā)掘出一些資料，對這些資料我們再從科學史的觀點仔細地審查，然后確定他們的價值。許多煩瑣的圖書館工作，以及各種索引和編目工作，都由他負責。假如沒有這樣一位合作者的友誼，本著作即使能出版也將推遲很久，而且可能會出現(xiàn)比我們擔心現(xiàn)在實際有的甚至更多的錯誤?！盵37]

李約瑟此說大致是不差和公允的，不能說沒有王鈴就沒有李約瑟日后輝煌的成就和不朽的聲名，但此成就要推遲若干個時日當是毋容置疑的。因而，對王鈴這位長期合作者，李約瑟一直念念不忘，并從內心深處表示感激，二人的友誼一直保持到王鈴去世。[38]

有道是吃水不忘掘井人，在贏得世界性聲譽的同時，李約瑟同樣沒有忘掉給予自己重大幫助和支持的黃宗興和何丙郁博士，以及終老中國本土的知名學者葉企孫、傅斯年、俞大維等人。當1986年《中國科學技術史》第五卷七分冊“軍事技術、火藥的史詩”完稿之際，李約瑟在“作者的話”中，特別提及43年前那個夏日在李莊板栗坳會見史語所人員的經歷，并飽蘸感情地說道：“一天晚上，談話話題轉向了中國火藥的歷史，于是傅斯年親手為我們從1044年的《武經總要》中，抄錄出了有關火藥成分的最早刻本上的一些段落，那時我們還沒有《武經總要》一書……與火箭裝置無二的火藥發(fā)動機和蒸汽機，是從歐洲科學革命中涌現(xiàn)出的思想產物，但所有在這之前長達八個世紀的先期發(fā)展都一直是中國人完成的?！盵39]或許出于一種感恩，當這一卷大書出版時，扉頁上用不同的黑體字碼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