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本書獻給

已故的

傅斯年

杰出的歷史學和哲學學者

戰(zhàn)時在中國四川李莊的最友好的歡迎者

他曾在那里和我們共用一晚探討中國火藥的歷史

俞大維

物理學家

兵工署署長（1942—1946年)

我常常在他的辦公室與他共享他的“戰(zhàn)地咖啡”

并在1984年我們愉快地重逢

注釋

[1、8、22]《費正清對華回憶錄》，費正清著，知識出版社1991年版。

[2、3]金岳霖《悼沈性仁》，載《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4]沈性元《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學者——對金岳霖先生的點滴回憶》，載《金岳霖的回憶與回憶金岳霖》，劉培育主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95年出版。

[5、7、21] 巫寶三《紀念我國著名社會學家和社會經濟研究事業(yè)的開拓者陶孟和先生》，載 《近代中國》，第5輯，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5年出版。

[6、11]《李約瑟游記》，李約瑟等編著，李廷明等譯， 貴州人民出版社1999年出版。

[9] 單士元《中國營造學社的回憶》，載《中國科技史料》，1980年2期。據與梁思成夫婦共事的陳明達生前對其外甥殷力欣說，梁、劉在李莊后期不能合作，生活艱苦是一個方面，主要的還是劉認為林徽因過于霸道，對營造學社事務干涉過多，最后不得不離開李莊另謀他職（2007年冬，殷力欣與作者談話記錄）。

[10、31、32] 《中國建筑之魂》，費慰梅著，成寒譯 ，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出版。

[12、24]程滄波《再記傅孟真》，原載《傅故校長哀挽錄》，第2卷，轉載《鄂鄂之士——名人筆下的傅斯年》，王富仁、石興澤編，東方出版中心1999年版。

[13] 傅斯年《我所景仰的蔡元培先生之風格》，載《傅斯年全集》，第五卷，歐陽哲生編， 湖南教育出版社2003年出版。

[14、15] 傅斯年《我對蕭伯納的看法》，載臺北《自由中國》，第三卷，第十期，1950年11月16日。

蕭伯納（George Bernard Shaw，1856—1950），戲劇家、評論家兼熱心的社會主義者。

除了政治觀念上對蕭氏大加反感，傅斯年還認為蕭伯納的戲劇充斥著虛偽與陳詞濫調。這個濫調是“莎士比亞戲中的丑角（Fool），或應云‘戲子’，因與中國之丑角大不相同。莎士比亞戲劇中的戲子是這樣的：用極傻的姿態(tài)，和表面極傻的語言，說極幽默，極其富于批評意義的話。蕭伯納自命不凡，他說‘也許莎士比亞比我高些，但我站在他的肩膀上’，這話的道理，假如文藝進步如科學一般，后來居上；然而并不如此。他和莎士比亞確有一個關系，就是他是莎士比亞袋中的人物‘戲子’，多嘴多舌的很有趣味而已。莎氏的戲劇氣象萬千，他只得其一曲而已。托爾斯泰批評莎氏，謂他的藝術無人生熱誠，仿佛‘性命無安頓處’，這話自有道理，奈何蕭伯納以一曲之才而要‘蚍蜉撼大樹’”？蕭伯納自稱他在思想上受巴特爾（Samuel burler）的影響，但傅斯年認為蕭對于巴特爾只是一味地剽竊而已，并且是亦步亦趨，“即如巴特爾發(fā)了奇想，‘考證’出荷馬史詩的作者是一個希臘女人，蕭伯納也就是‘考證’莎士比亞短詩的暗色女人是誰。（但）二人有個大不同。巴特爾文字雋美，思想深入，生前幾乎無人讀他的書”，而蕭伯納卻正相反（《我對蕭伯納的看法》）。

[16]程滄波《記傅孟真》，載臺北《新聞天地》，第156期。

[17] 原載《獨立評論》，第5號，1932年6月19日出版。轉引《傅斯年傳》，304頁，焦?jié)櫭髦?，人民出版?002年12月出版。

[18]李約瑟來李莊之時，抗日戰(zhàn)爭已度過了最艱難的關頭，國內與國際的大氣候呈柳暗花明之勢，國人多憧憬著戰(zhàn)后的美麗遠景。因此后方的若干學人，急不可耐地提出了戰(zhàn)后建都問題，并引起了廣泛的討論。有人主張戰(zhàn)后仍在南京，有人主張遷都長春，有人主張遷都北平或西安等。受這股風潮影響，尚來主張“反攻第一，收復失地第一，而笑人家談戰(zhàn)后事”的傅斯年，也在悄悄地思考醞釀這一關乎民族興衰存亡的重大問題，而思考的結果是應遷都北平。這一主張理由很多，而最為主要的，便是遷都北方可以全力抗制蘇俄。傅氏認為凡一國之都城，應設在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地，而戰(zhàn)后全國軍略上最要害之地，必在北方。國人應鼓起勇氣，效法漢唐定都長安的精神，把國都放在與強鄰接近的地方（漢唐的主要壓力來自于西北地區(qū)匈奴等少數(shù)民族）。當時的蘇俄對中國的野心日熾，傅斯年礙于世界反法西斯聯(lián)盟的形成和中蘇正在進行“邦交”活動，從大局著想，沒有對蘇俄作明顯的指責，但他沒忘了委婉地告訴國人，蘇俄將來必為中國的大患，以此喚起沉浸在麻木中的國人注意。這一觀點他在稍后發(fā)表的《戰(zhàn)后建都問題》（載1943年11月29日重慶《大公報》星期論文）一文中可以相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