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二人延安相逢，范老正在編寫一部關(guān)于農(nóng)民造反和“造反有理”的中國政治史，并打算本著馬列主義“實事求是”、“求真務實”的精神，重新改寫《中國通史簡編》。傅氏得知此情，對這種治學態(tài)度表示贊賞，二人由此握手言歡，彼此增加了信任。至于傅斯年是否從范文瀾處要到了陳寅恪請托之書，不得而知，想來這點事是不難辦到的吧。只是令傅想不到的是，1950年后，范重新改寫的《中國通史簡編》，在敘述到商代歷史和殷墟發(fā)掘的葬坑與出土器物時，只剩了一句“解放前有人做過發(fā)掘”的話。再后來，連“有人”二字也被老范的如椽大筆給一下勾銷了，只剩了草草6個字的“地下發(fā)掘證明”。[40]至于這聞名于世的殷墟遺址是人是鬼或妖魔鬼怪所發(fā)掘，在老范的眼里已經(jīng)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要得到郭老（沫若）還有其他不同高位上的大人物喜歡，即為“求真務實”的成功之作。自此，無論是傅斯年、李濟，還是董作賓、梁思永的名字，都與安陽殷墟考古發(fā)掘無緣。世人談到安陽發(fā)掘與甲骨文研究，便“只知有忠賢，不知有皇帝”了。當然，這個時候的傅斯年或董作賓早已跑到了臺灣并進入了九泉之下，與閻王小鬼們交往起來，對于地面上幸存的馬列學者們，是問蒼生還是問鬼神，他們已無力顧及了。此行傅斯年是否見到了陳寅恪點名代為求見的林伯渠，仍是不得而知。若林氏在延安，相見的可能性頗大。但即使相見，也不會有什么高深和隱秘的問題可談，不過相互問候罷了。

訪問團共在延安逗留4天，與中共領導人幾次會見中，似乎是黃炎培談得更多、更具體，除了對國際、國內(nèi)局勢的看法，黃氏認為國內(nèi)各黨各派的團結(jié)有絕對的必要，并指出國共兩黨都有恢復談判的可能。在與毛澤東會談時，黃一度施展揣摩、捭闔、轉(zhuǎn)圜之術(shù)，談了一人、一家、一地方，乃至一國，“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也”等所謂“興亡周期率”，頗得毛的好感，對方表示中共可以找到一個好法來擺脫這個周期率云云。[41]

在訪問的后期，當以黃炎培為主角的參政員提到對大局的看法，并說到“雙方商談之門，并沒有關(guān)閉“時，毛澤東很表同意，接著說：“只為了門外有一塊絆腳石，就是國民大會問題?！盵42]黃氏深以為然。經(jīng)過與中共高層人物多次會談，最后總算形成了一個《中共代表與諸輔成、黃炎培等參政員延安會談記錄》文件，可視為幾天來會談的總成果。

7月5日早餐后，訪問團成員匆匆趕往機場，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中共領導人親到機場送行。最后握別時，毛澤東特地叮囑六位參政員到重慶后務必向蔣委員長致謝，并稱：“有諸位來延安，使我們聽到許多平時不易聽到的話，增加了不少了解。并祝蔣委員長健康。” [43]同時，毛還托傅斯年轉(zhuǎn)達自己對胡適老師的問候——盡管胡適與傅斯年一樣，當年甚至不把這位圖書館助理員放在眼里。

對于六位參政員抵達延安后的活動，中共中央在宣傳上似有嚴格規(guī)定，除以顯著位置在《解放日報》和《新華日報》上介紹中共舉行歡迎宴會外，對六位參政員的活動細節(jié)未加報道，而對于他們的離去，也只發(fā)了一條簡短且未加評論的消息了事。

六位參政員風塵仆仆回到重慶，向國民參政會和蔣委員長遞交了《會談紀錄》，各人根據(jù)自己的所見所聞，撰寫了報章文字或發(fā)表了談話。此次訪問團的盟主黃炎培于興奮之中點燈熬油，苦干了幾天幾夜，草草寫成了《延安歸來》一書出版發(fā)行，內(nèi)中對延安的人和事極具贊賞，文中說：“在延安的幾天里，隨處可以見到，這是事事有組織，人人有訓練的緣故。我們應該知道中共政治作風已變了。不是變向別的，而是變向平凡。”又說：“個個人得投書街頭的意見箱，也個個人得上書建議于主席毛澤東?！弊詈蟮慕Y(jié)論是，自己的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中”。[44]

與黃炎培不同的是，左舜生則寫了《記民主同盟政團延安之游》一文，內(nèi)中依舊對藍蘋念念不忘：“我本來向毛澤東提議，要見見他的藍蘋的，但毛說她生病，不能見客。七月五日那天，我們離開延安的時候，毛帶著他們一個七八歲的女兒（南按：李納，時5歲）來送我們，兩只秀美活潑的眼睛，看樣子似乎和我在戰(zhàn)前見過一次的藍蘋有點像，可是藍蘋本人依然沒有來。‘曲終人不見，江上數(shù)峰青’，當我們的飛機起飛以后，我還是感到這是此行的一點遺憾?！盵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