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介紹

顏之推（531年—約595年），中國南北朝時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字介，瑯琊臨沂（今屬山東）人。

顏之推生長在一個世代尊崇儒學、家教“素為整密”的家庭，自幼受到世傳《周官》和《左氏春秋》等專門學術和儒學傳統(tǒng)的熏陶，由此奠定了他一生的學術思想基礎。他博覽群書，通曉古今，且長于寫作，辭情并茂，深得梁湘王蕭繹的賞識。梁元帝時，官至散騎侍郎。梁亡后，不愿為西魏臣屬，奔北齊，為黃門侍郎。北齊亡后入周，為御史上士。隋文帝時，太子召為學士。

顏之推經(jīng)歷四個動亂的朝代，目睹當時士大夫子弟無能及士族教育的腐敗，認為教育必須改革，才能為國家培養(yǎng)有用人才。他將自己親身見聞及立身、治家、處世的道理寫成《顏氏家訓》，教誡子弟。他要求子弟學習以儒家經(jīng)典為主，兼及各家之言，即“明六經(jīng)之指，涉百家之書”，注意實用知識的學習。他教育弟子要勤學守行，應世經(jīng)務，成為一個厚重、勤勉、博學、多能、務實、學以致用的人才。書中提出了士大夫家庭教育的普遍問題，成為我國封建時代第一部系統(tǒng)完整的家庭教科書。

他的著作甚多，現(xiàn)存《顏氏家訓》20篇、《還冤志》3卷。

教育思想

一、教育的作用和對象首先，顏之推繼承了前輩從人性論的角度來論述教育作用的傳統(tǒng)，認為人性分為三品，人性的品級與教育有直接關系，他說：“上智不教而成，下愚雖教無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顏之推把人分成上智、下愚、中庸三類。這里雖引用孔子“唯上智與下愚不移”的說法，但就像歷史上只推許極少的幾個人為圣人一樣，顏之推實際上也認為，一般人皆是可分為上下的。他認為上智之人是無須教育的，因為上智是天賦的英才，不學自知、不教自曉。其次，下愚之人“雖教無益”，盡管教他，都是無效果的，因為“下愚”是無法改變的。顏之推強調(diào)中庸之人必須受教育，因為不受教育就會無知識，陷于“不知”的愚昧狀態(tài)。教育的作用就在于教育中庸之人，使之完善德性，增長知識。

其次，南北朝時期，士大夫階級雖壟斷教育，但又輕視教育，大多倚仗門蔭獲得一官半職，便自為滿足，不學無術，只圖享樂。為此，顏之推首先從接受教育與否同個人前途的利害關系出發(fā)，強調(diào)了士大夫接受特殊知識教育的必要性。他認為，一個人有無知識，決定著他社會地位的高下。

再次，他從知識也是一種謀生的手段等方面論述了知識教育的重要性。

顏之推認為，就當時的社會現(xiàn)實來看，知識也是一種資本，它可以作為謀求生活的手段。他說：“如明通六經(jīng)之旨義，涉獵百家之群書，縱然不能增益德行、敦厲風俗，至少可以作為一門藝業(yè)，得以自資”。此外，由于當時社會處于戰(zhàn)亂和朝代更替頻繁的變動時期，個人的地位與前途都沒有保障，家園、父兄的庇蔭也不可能長久。因此，只有自身有了知識，才能左右逢源。

二、德、藝關系顏之推認為，德育為根本是毋庸置疑的，但藝教也不是可有可無的。他認為培養(yǎng)出來的人才必須“德藝同厚”。所謂“德”，即恢復儒家的傳統(tǒng)道德教育，加強孝悌仁義的教育。所謂“藝”，即恢復儒家的經(jīng)學教育并兼及“百家之書”，以及社會實際生治所需要的各種知識和技藝。關于“藝”的教育，當然是以五經(jīng)為主。他認為學習五經(jīng)，主要是學習其中立身處世的道理，“夫圣賢之書，教人誠孝，慎言檢跡，立身揚名，亦已備矣。”但讀書不能止限于五經(jīng)，還應博覽群書，通“百家之言”。此外，他還重視學習“雜藝”。他認為在社會動蕩的非常時期，學習“雜藝”可以使人在戰(zhàn)亂“無人庇蔭”的情況下“得以自資”，保全個體的生存和士族的政治、經(jīng)濟地位。顏之推倡導的“雜藝”內(nèi)容相當廣泛，主要包括文章、書法、彈琴、博弈、繪畫、算術、卜筮、醫(yī)學、習射、投壺等，這些技藝在生活中有實用意義，也有個人保健、娛樂的價值。但這些“雜藝”可以兼明，不可以專業(yè)。

他指出知識教育是道德教育的基礎，并為道德教育服務，“孝為百行之首，猶須學以修飾之?！薄胺蛩宰x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于行耳?！庇捎诘滤噧烧哧P系的密切，因此有可能，也有必要通過閱讀記載前人道德范例書籍的途徑來進行道德教育。顏之推認為，這種范例可以是圣人君子，也可以是卑賤者中間有德行者，“農(nóng)工商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于事也?！边@比一向唯以圣賢為楷模的傳統(tǒng)儒家思想進了一大步。

在教育內(nèi)容方面，顏之推還提出士大夫子弟應重視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知識，要“知稼穡之艱難”。因為農(nóng)業(yè)是人民生活的根本，這與一般士大夫輕視農(nóng)業(yè)，認為那只是小人之事，士大夫用不著問津的觀點是不同的。當然，顏之推并非提倡士大夫子弟要躬耕，他所要求的實際上僅限于認識的重視，以及對農(nóng)業(yè)活動有所了解，以便齊家治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