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門，則自在游行，無掛無礙，舍身救世，直行無所事矣。 其四，是 無宗教思想則無忌憚 。因為

我佛業(yè)報之說，謂今之所造即后之所承，一因一果之間其應(yīng)如響，其印如符，絲毫不服假借，此則無論據(jù)何學理而決不能破之者也。茍有此思想，其又安敢放恣暴棄造惡業(yè)于今日而收惡果于明日邪！ 其五，是 無宗教思想則無魄力 。梁啟超說，人們最大的畏懼莫過于死亡。如果人們知道 吾自有不死者存，曰靈魂， 則死吾奚畏？死且不畏，余更何有。故真有得于大宗教良宗教之思想者，未有不震動奮厲而雄強剛猛者也。 [2] 綜上可見，梁啟超在論證宗教的作用時，其理論根據(jù)都是從佛教中拿來的。所以他在比較各種宗教之后，認為： 若夫以宗教學言，則橫盡虛空，豎盡來劫，取一切眾生而度盡之者，佛其至矣！佛其至矣！ [3]

[1].《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北京大學出版社1984年版，第138 139頁。

[2].《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第138 142 頁。

[3].《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第143 頁。

梁啟超在文章中談到哲學與宗教的區(qū)別時說： 要而論之，哲學貴疑，宗教貴信。信有正信，有迷信，勿論其正也、迷也，茍既信矣，則必至誠，至誠則能任重，能致遠，能感人，能動物。故尋常人所以能為一鄉(xiāng)一邑之善士也，常賴宗教；大人物所以能為驚天動地之事業(yè)者，亦常賴宗教。 梁氏之所以如此重視信仰，是由于數(shù)千年來，中國一直是以小生產(chǎn)為主要的生產(chǎn)方式，加之封建統(tǒng)治者的愚民教育，使人民缺乏統(tǒng)一的思想，也缺乏公共道德心。近代西方人常說中國人是 一盤散沙 ，正是指的這種狀況。梁啟超在經(jīng)歷了戊戌變法失敗的慘痛教訓后，對此感受尤深。所以他在《新民叢報》的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的《新民說》中，開宗明義地指出： 夫聚群盲不能成一離婁，聚群聾不能成一師曠，聚群怯不能成一烏獲；以若是之民，得若是之政府官吏，正所謂種瓜得瓜，種豆得豆，其又奚尤。 因此，他認為要改革，首先就要提高人民覺悟，即日新其民。 茍有新民，何患無新制度，無新政府，無新國家。 [1] 那么用什么來統(tǒng)一人民的思想，增進人民的道德心呢？梁啟超認為哲學強調(diào)理性，且一般老百姓弄不懂；而儒家學說多講個人修身，對社會公德關(guān)心太少，因此他認為唯一能承擔此重任的只有宗教。所以他在談到如何對待宗教時說： 摧壞宗教之迷信可也，摧壞宗教之道德不可也。 [2]

梁啟超這種摒棄宗教的迷信，而充分利用宗教徒虔誠的信仰心，去建設(shè)國民新道德的思想，曾深深地影響過青年毛澤東。在毛澤東1913年冬天所記的《講堂錄》中，便有：

為萬世開太平，大宗教家之心志事業(yè)也。 有辦事之人，有傳教之人。前如諸葛武侯（亮）、范希文（仲淹），后如孔（子）、孟（子）、朱（熹）、陸（九淵）、王陽明（守仁）等是也。 宋韓（琦）、范（仲淹）并稱，清曾（國藩）、左（宗棠）并稱。然韓、左辦事之人也，范、曾辦事而兼?zhèn)鹘讨艘病?[3]這里講的 大宗教家 和 傳教之人 ，是指不僅自身具有堅定的信仰，

[1].《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1卷上冊第118頁。

[2].《梁啟超哲學思想論文選》，第142 頁。

[3].《毛澤東早期文稿》，第591 頁。

而且能將這種信仰向民眾進行宣傳和普及的人。在《（倫理學原理）批注》中，他更是明確指出： 宗教可無，信仰不可少。 [1] 他在談到知識與信仰的關(guān)系時，還說過這樣一段話：

夫所謂信仰者，必先之以知識，知之而后信之。雖有迷信之人，此乃吾人稱其人過甚之言，彼未有自認為迷信者也。彼自謂知之已稔，故信之也堅，吾人乃指其堅信之狀態(tài)，而字之曰迷信也。夫知者信之先，有一種之知識，即建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