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過這些照片，本書展示了1911年前后各歷史事件的場景和背景，描繪了當時的日常生活、社會時事、習俗傳統(tǒng)，以及中國第一個共和國時期的政治動蕩。重要的是，這些照片為當今讀者提供了那個時代的視覺影像，促使人們思考百年之前中華民族的海外形象，彼時中國不曾料到會在2001年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如果說這些照片僅僅是外國人用有色眼鏡將中國人視為“異國情調”的證據，則失之簡單。它們銘刻著中華民族對歷史的集體記憶，讓人洞見前人文學作品或集體話語中抽象表述的“百年屈辱”。有關這個話題的論著非常之多，我也引用了其中一些作為資料，本書則用影像來全面“視覺”描述，努力成為最完美的一部攝影史。

如今，在評價西方帝國主義的影響時，不論是中國還是西方的知識分子都不僅僅限于談論其消極方面18。諸如上海社科院熊月之教授在《上海的外國人：1842—1849》等書中都提到“帝國主義”的積極影響，例如引入排水系統(tǒng)、城市規(guī)劃、鐵路網絡和海關系統(tǒng)等民生成就19。

不論是在倫敦的英國國立維多利亞與艾伯特博物館或英國皇家亞洲協(xié)會，還是在館藏喬治·莫理循（George Morrison）作品的悉尼米切爾圖書館，抑或是在堪培拉澳大利亞國家圖書館，當圖書管理員搬出一大部黑色或藍色影集供我觀看，我都深深為之觸動。特別是看到這些照片保存完好，還有了電子版本，碼放在潔凈桌子的特制書架上，我心中尤感欣慰。這不禁讓我想起20世紀80年代初，故宮博物院將數套完整的宮廷衛(wèi)兵制服當作“廢物”處理掉。同樣，一些中國攝影師在潘家園跳蚤市場買到了當成廢品出售的中國著名攝影家的照片。這其中有些“廢品”日后出現在中國的拍賣行，還引起過訴訟與反訴。更有諷刺意味的是，中國一邊大興土木，修建造型震撼的博物館；一邊卻疏于看管視覺歷史的紀念物，將其丟進垃圾箱中。

雖然有數不勝數的中國文化遺存仍在私人收藏或西方博物館手中，急于買回文物的做法卻似乎只是拖延并加重了國人尚很普遍的“受傷害感”，不論他們是否贊同官方定義的“愛國主義教育”?；ㄙM近九千萬人民幣在拍賣會上拍得圓明園宮殿裝飾用的一批獸首便是一例20。每一件從中國“掠走”的文物出現在拍賣會上，都說明海外的私人或公家收藏還握有難以計數的文物。心理學家喬納森·W·斯庫勒（Jonathan W. Schooler）認為人的大腦分割不同的信息給左右腦—左腦用圖像思考，右腦用語言思考；還有一些本能記憶，起源是文化的而非全然科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