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為征服者，康、雍、乾有意保留滿人獨特的習俗和身份。八旗軍及其家屬占據了北京內城，并在各省戰(zhàn)略要地修建了聚居區(qū)。他們不得與漢人通婚，也不允許女人纏足?；实蹖θM族化十分警惕，刻意保留滿洲之道，包括講滿語、練習騎射以及保持傳統(tǒng)的尚武精神和節(jié)儉的生活方式。在官僚體系的上層，中央各部建立起一套平衡滿漢官員的雙重領導制，而滿族和蒙古族則在各自的邊疆地區(qū)獨攬大權。到清朝末年，由于久居內地，滿族和漢族的文化界線已不那么明顯。滿人忘了滿語，說著和城里鄰人一樣的漢語。他們的軍事技能退化了，并在衛(wèi)戍駐地的滿城內修筑廟宇，尊三國大將關公為“武圣”。不過還是有一些特權保留下來，例如滿人犯法可以不受肉刑或地方衙門的審判，更容易得到官職，即便在軍事上毫無建樹也可以旱澇保收地領餉。

保持滿族的身份認同只不過是清朝統(tǒng)治者成功的原因之一。同樣重要的是，他們掌握了漢人的治理方式：保留了傳統(tǒng)的科舉制度，挑選有能力的漢族文人進入官僚系統(tǒng)；從唐朝中期延續(xù)下來的吏、戶、禮、兵、刑、工六部制度沒有改變；從事地方管理的縣官多由漢人擔任，推行的律例則以《大明律》為藍本。通過出資編修漢人的經史子集，清朝統(tǒng)治者的文化身份得以強化。乾隆皇帝在大江南北留下過數不勝數的漢語詩歌和書法。這就是清朝統(tǒng)治的兩面性：對于滿族八旗子弟，皇帝堅持要他們保持“滿洲之道”；對于絕大多數漢人而言，這些統(tǒng)治者大部分時間里不過是另一個“中國帝王”而已。1

清朝的統(tǒng)治在兩個世紀里運行得相當好。帝國上下一片和平，人口增長有條不紊，城市商業(yè)興旺發(fā)達。耶穌會士是當時唯一在中國的歐洲人，對滿清的統(tǒng)治贊不絕口，以至于伏爾泰看了他們的報告，對啟蒙時代的學者說，“中華帝國的憲法乃世界最佳”2。西歐上流社會追捧中國風格的飾品，他們在架子上擺滿了精美的中國瓷器，身上穿著中國絲綢。到19世紀，歐洲人得知中國市場廣闊，就設法令其開放，以便將工業(yè)革命的產品賣到中國。英國人占了先機，試圖通過鴉片來平衡進口中國茶葉、絲綢和瓷器導致的貿易逆差，結果遭到中國人的阻攔，于是發(fā)動了鴉片戰(zhàn)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