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個對立的結(jié)構(gòu)中，我每天勤奮地學習亞里士多德、耶穌、釋迦牟尼、但丁、培根、歌德、達爾文、孟德斯鳩、托爾斯泰、老子、孔子、莊子、李白、康有為、梁啟超、孫中山、魯迅、陳獨秀、胡適、毛澤東等等文人學士的著作，裝模作樣地像他們那樣思考，關(guān)注他們所關(guān)注的，信奉他們所信奉的，弘揚他們所弘揚的，批判他們所批判的。最后，像他們那樣，通過立言立功立德而實現(xiàn)名垂史冊、萬古流芳的偉大理想。

既然底層群體的文化，一直是精英群體為了樹立自己的文化地位而必須予以歧視的他者，那么，當我“批判他們所批判的”的時候，我就只能成為我的父親母親的敵人。

我為了投靠那些彪炳千秋的偉大人物，而甘愿成為父母的背叛者——我不但背叛他們的文化、信仰，也背叛他們的階級立場，我因為這種過于趨炎附勢的背叛而感受到了某種道德焦慮。

最荒謬的也許還是我父母本人，他們一邊堅守他們卑賤的文化和信仰，一邊將我交給精英群體，任由精英群體將我培養(yǎng)成他們的敵人和批判者。這種悖謬的選擇中，包含著人類社會最慘烈的悲劇。

無論悲劇多么慘烈，一朝醒悟，我只能毫不猶豫地站在我的父母一邊。

最近幾年，我用從精英群體學來的學術(shù)方法，對我母親信奉的神靈（老嘎嘎）進行了多方面的田野調(diào)查和文獻研究，弄清了他的起源和流變。以此為契機，我還對我家鄉(xiāng)周邊的民間宗教和節(jié)日習俗進行了較為廣泛的田野調(diào)查，弄清楚了老嘎嘎誕生的文化背景。

我發(fā)現(xiàn)，用宗教學的眼光看來，老嘎嘎的起源跟基督教中耶穌的起源沒有什么高低貴賤之分?，F(xiàn)代學術(shù)對于民間宗教的歧視、對于西方基督教的推崇，明顯是趨炎附勢之舉?，F(xiàn)代文學對于民間社會和底層人群的卑賤化建構(gòu)和愚昧化描述，也不過是一種建立自我對他者的權(quán)力關(guān)系的文化行為。

有了這些發(fā)現(xiàn)，我就無法假裝糊涂。無論如何，我必須從沉迷其中大半輩子的所謂國民性批判中逃離出來，我不想再按照魯迅、陳獨秀、胡適的腔調(diào)去批判我的父母、詛咒我的父母。我也不再相信在精英文化和底層文化之間，真的有什么真理與謬誤之分、信仰與迷信之分、高與低之分、貴與賤之分。

憑什么說某某人拜孔就是高貴的、某某人拜十字架并且相信某個人死后復活就是高貴的，而我的母親拜老嘎嘎就是迷信？這種歧視和謊言對我再也起不到欺騙作用。

中國精英人物為什么熱衷于國民性批判，他們需要通過這種批判確立自己作為精英階級的正當性。西方侵華的殖民主義者為什么要對整個中國進行國民性批判，也是企圖通過這種批判建構(gòu)西方人在中國實行統(tǒng)治、掠奪和屠殺的正當性。

國民性批判雖然是一個文化問題，但是人們建構(gòu)這個文化問題的目的，卻是為了確立自己所屬的那個集團的政治權(quán)力和文化權(quán)力。這種權(quán)力跟阿Q、閏土、祥林嫂和我父親母親的尊嚴與利益存在某種沖突，當我意識到這種沖突的時候，我當然必須選擇站在我的父母一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