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其中若干條可能在中國人身上表現(xiàn)得更加突出一些，可以稱之為中國人的特性，那也不是史密斯這種材料、功力、方法和功利心所能證明的?！薄覄偛艑懴碌倪@個句子中，有“功利心”這個詞組。這是我對史密斯寫作態(tài)度的基本判斷。

史密斯作為一個傳教士，他來中國的目的非常明確也非常單一，那就是把上帝的愛送給中國人，用基督教拯救愚昧的中國。

不難想見，來到中國后，史密斯看待一切問題，一切人，一切現(xiàn)象，都是用這種傳教士的眼光，也就是看它跟基督教形成什么樣的關(guān)系。他評價一切問題，一切人，一切現(xiàn)象，也都是用這種傳教士的標準，也就是看它接受基督教究竟具有多大的可能性。能夠跟基督教沾邊的，具有接受基督教的可能性的，他就給予好的評價，反之，就給予愚昧的、落后的、邪惡的評價。

中國對基督教的接納速度，離史密斯等傳教士的要求永遠還有巨大的距離。為了加快基督教的傳播進程，史密斯等傳教士喜歡把中國社會的一切都說得一團漆黑（因為沒有上帝之光的照耀），而驅(qū)逐這一團漆黑的唯一可靠力量就是基督教，就是上帝之光。這樣的宗教使命，成為史密斯的功利目的，這樣的功利目的，成為史密斯一切言行的出發(fā)點。

所以，《中國人氣質(zhì)》所羅列的中國人的26種特性，并不是一個人文學者的文化診斷，而是一個基督徒用心良苦的布道的鋪墊。當我們跟著史密斯神父爬完這26級愚昧、黑暗的臺階之后，第27級臺階突然無比寬廣、一片敞亮，因為史密斯神父在那里迎接我們，語重心長地告誡我們：“中國需要的是公正，為了獲得它，中國必須有一套上帝的知識，必須對人有一個新的概念，必須重新認識人與上帝的關(guān)系?！保ㄊ访芩梗骸吨袊藲赓|(zhì)》，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第248頁）而站在史密斯神父身后的，就是上帝本人。

《中國人氣質(zhì)》一書的結(jié)構(gòu)，也是為史密斯的傳教意圖服務的。書的主體內(nèi)容是描述中國人的26種特性，書前的“緒論”和最后一章“中國的現(xiàn)實環(huán)境和目前的需要”像兩張包裝紙，將全書的內(nèi)容包裝為一個整體，所凸顯的主題還是那句老話：中國需要上帝的拯救。

“緒論”是第一張包裝紙。這張紙上寫著：“當阻止我們西方人自由進入這一帝國內(nèi)地的障礙被掃除后，西方基督文明將會發(fā)現(xiàn)，展現(xiàn)在它面前的并不是一個野蠻的、尚未開化的世界，而是一個在許多方面衰弱不堪、弊病重重的古老文明。不過，這一古老文明仍有一些方面應受到我們的同情和尊重。在即將到來的文明競爭中，西方基督文明將不得不在這一富有懷疑精神同時又極為聰明的民族中大力鼓吹升入天國的信仰，使他們相信在公共與個人的倫理道德上，這種信仰能比眷戀塵世的低級信仰提供更有效、更切實的保證。唯有如此基督文明才能為自己在中國開辟一條通道，使自己獲得進一步的拓展?！保▍⒁娛访芩梗骸吨袊藲赓|(zhì)》，張夢陽、王麗娟譯，敦煌文藝出版社1995年版，“緒論”第6頁。但是，此處引文并非張譯本，而是來自潘光旦的譯文，轉(zhuǎn)引自王國綬：《中國人的特性百年掠影》，見《魯迅研究月刊》1998年第12期，第50頁）這段話是埃爾金爵士在上海商會的講話，許多年過去之后，被史密斯引來作為他第一本著作的“緒論”的結(jié)尾，因為他認為這段話是“正確的中肯的”。

作者一面強調(diào)自己在中國僅僅留居過兩個省，不足以了解中國的全面情況，一面又說：“書中所講的許多特性不僅僅來源于作家個人的經(jīng)驗，而是形形色色的人們在各種各樣的時候所得經(jīng)驗的總和。”（史密斯：《中國人氣質(zhì)》，“緒論”第5頁）這就是說，這本書是西方人士進入中國幾百年來所有經(jīng)驗和研究的集中表述，那當然是權(quán)威中的權(quán)威，無需加以質(zhì)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