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利益之爭。比如舊教址的歸還、廟產(chǎn)及個人私產(chǎn)的捐獻、教會地產(chǎn)的買賣與租借等，都牽涉到利益的分配。

第二，公平之爭。傳教士來到中國，發(fā)現(xiàn)清朝的官員等級制度就是好，所以他們很快中國化了，也分成若干等級以方便與中國官員平起平坐地打交道。具體來講，主教與督、撫平級；副主教與司、道平級，神父和牧師與知府、知縣平級。西方人眼中的清朝司法制度比叢林法則還要野蠻，所以傳教士一直認定他們的“教民應當享受比他的非教民同胞更高一等的司法”。

在傳教士的支撐下，中國人“一為教民，遂若為非中國之民”。以致于一位御史替非教民抱不平說：“教民亦民也，乃與平民爭訟，到堂，平民長跪，教民則不跪；居鄉(xiāng)，平民有差徭，教民則無差徭，平民有厘稅、雜派、酬神、演劇等費，教民則一概全無。烏得不平！”那時的中國老百姓也很奇怪，他們給當官的下跪可以，可是別人不給當官的下跪，那就不可以了。乃一種政治上的“不患寡只患不均”的平等意識！他們?yōu)槭裁床粻巶€也不跪的待遇呢？中國人兩千年來一直是低頭做人，若有一個同胞昂起了頭，其他人首先想到的是把他拉下來，而不是“見賢思齊”！

第三，文化之爭?；浇谭磳ε枷癯绨?，反對祭祀祖先，對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那一套三綱五常都不遵守，鄉(xiāng)民們當然看不慣，認為教民“無父無君”。

更關鍵的是，中國民間社會結構是宗法制度，民間社會組織是鄉(xiāng)紳治理。中國的鄉(xiāng)紳熟讀儒家經(jīng)典，信守儒家規(guī)范，出則為官，入則為紳，子弟讀書為士，在民間的威望很高，好多社會糾紛、人事矛盾，甚至一些官司都是他們打理的。至于鄉(xiāng)村廟會、祭祀、紅白喜事等更是由他們操持。一句話，他們是社會公共事業(yè)的權威?，F(xiàn)在來了洋鬼子，出了教民，鄉(xiāng)紳的權威一再遭受抵制與沖撞，當然咽不下這口氣。反洋教思想，應該就是由他們導引的。

中國一般鄉(xiāng)民，大字都不認識三個的。諸位看晚清電視劇，城門貼了什么布告，都是由書生給圍觀者念下來的。所以，諸多反洋教揭帖應該出自士紳之手。正因為文化在他們之手，文化是他們的身家飯碗，所以其對洋教文化的敵視也最嚴重。面對異質(zhì)文化的浸淫，除了少數(shù)的有良知的理性的清醒者，一般的文化階層，表現(xiàn)出的都是本能的敵意。甚至可以這樣說，受傳統(tǒng)文化教育愈深，敵意愈嚴重。

第四，文化之爭的背后，還有一個文化的隔膜。中國人瞧不懂西方的宗教精神，但是給其添油加醋則很老練，于是教會的諸多行為在中國人眼里就妖魔化了：比如“拐騙男女幼童，取其精髓制造丸藥”；比如“童子割腎，婦女切乳，剜眼取胎，嬰孩同煮”；比如“哄入伊教，吃了迷藥，與伊同睡，采陰補陽”；比如“子淫其母，兄淫其妹，父奸其女，翁奸其媳”。更有甚者，有的反洋教揭帖宣傳洋鬼配以中國人的眼睛，可以在一百斤鉛中煎出八斤白銀來。

魯迅在自己的《論照相之類》曾說起他小時候聽一位念佛的老太太說，洋鬼子挖了中國人的心肝，熬成油，點了燈，向地下各處照去，人心總是貪財?shù)?，所以照著寶貝的地方，火芯兒就彎曲下去了。于是洋人就發(fā)財了，洋人為什么那么有錢呢？就是這樣搞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