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科學家頭頂上的光環(huán)變得暗淡起來的第二個原因，是公民們認為物理學家和化學家要間接地為以下問題負責：日益嚴重的空氣和水污染、地球變暖、災難性天氣變化的威脅、有毒核廢料、大規(guī)模殺傷性武器、臟彈（ｄｉｒｔｙｂｏｍｂｓ）。

當然，科學家們也對這些有害的研究后果感到遺憾。沃爾夫岡·帕諾夫斯基（ＷｏｌｆｇａｎｇＰａｎｏｆｓｋｙ）是斯坦福大學線性加速器（ｌｉｎｅａｒ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ｏｒ）的第一任主管，他告訴一個采訪者，科學造成了這樣一種狀況，使“更多的人可能因此而受到傷害；越來越少的少數(shù)人可能傷害越來越多的多數(shù)人”，科學家對此負有一部分責任。［６］伯特蘭·羅素８０年前就控訴自然科學家剝奪了人類向善的愿望，使人類文明中所有美好的東西都面臨毀滅的威脅。在一個更微妙的層面上，允許某種軟件程序擊敗一個象棋大師，允許一個外科醫(yī)生把計算機芯片植入一個癱瘓病人的運動皮層（ｍｏｔｏｒｃｏｒｔｅｘ）以便使其有可能進行某些協(xié)調運動（ｃｏｏｒｄｉｎａｔｅｄｍｏｖｅｍｅｎｔ），都危及人類主體性（ｈｕｍａｎａｇｅｎｃｙ）的傳統(tǒng)意義。不難想象，將來的某一時間，我們學院的教學講堂中不會再有一個活人；講堂里的每一個座位上將放著一個攝像機，以生動的色彩記錄下安放在講臺上的另一架機器播放的一位教授的講課實況；不允許提出任何問題。

生物學家也受到這種批評。研究者試圖通過胚胎干細胞（ｅｍｂｒｙｏｎｉｃｓｔｅｍｃｅｌｌｓ）來克隆人類，把新的基因植入植物或動物體內，完善代人受孕的程序，讓放在皮氏培養(yǎng)皿（Ｐｅｔｒｉｄｉｓｈ）里的一個陌生人的精子進入一個捐贈者的卵子，然后把它植入一個代孕母親的子宮，這位母親將會把新生嬰兒交給任何一對能夠提供一筆不菲費用的雙親，所有這些都威脅著相當數(shù)量的美國人和歐洲人傳統(tǒng)的倫理基礎。公眾還擔憂某些為藥廠工作的科學家可能隱瞞某種藥物有嚴重副作用的證據(jù)。２０世紀５０年代，過早地為減少孕婦初期反應的薩立多胺鎮(zhèn)靜藥（ｔｈａｌｉｄｏｍｉｄｅ）頒發(fā)許可證，導致了近８０００個畸形嬰兒的出生。德里克·博克（ＤｅｒｅｋＢｏｋ），哈佛大學前校長，感覺到由大學研究人員與產(chǎn)業(yè)之間的財政合作協(xié)議產(chǎn)生了種種道德問題，敦促人們在教室中及在全體教師會議上對道德問題展開更直截了當?shù)挠懻摗＃郏罚菝襟w習慣性地傳播著世界各地的毫無意義的人類暴力行為，這使很多公民感到憂慮。一些人尋求安慰，要求科學家對強加給那些用于健康研究的動物的不必要的痛苦實行限制。不可避免的是，領導這一工作的科學家，不管其動機多么仁慈，都會被貼上“殘忍”的標簽，或被認為他只關心自己的事業(yè)。公眾對這個問題的關心，還有媒體對２０世紀３０年代實行的道德上不可原諒的各種實驗的報道，促使美國國會于１９７４年通過立法，要求各大學建立起審查委員會，負責評估所有聯(lián)邦政府資助的研究項目的道德意蘊，并有權阻止一個科學家從事任何他們判斷為有疑問的研究項目。僅僅３０年前開始，任何關于科學家可能不關心這個共同體的道德標準的意見都會被看成是一種侮辱。但當代科學家接受了這種對他們的良心的監(jiān)控。他們抱怨這些委員會作出的日益具有限制性的決定，但都體會到他們不再擁有要求廢除這些決定的道德權威。公眾受到世俗權力和自然科學家不時表現(xiàn)出來的傲慢的威脅，正試圖“砍掉那些高罌粟”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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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砍掉那些高罌粟”的原文是“ｌｏｐｏｆｆｔｈｅｔａｌｌｐｏｐｐｉｅｓ”，意思類似于我國的諺語“槍打出頭鳥”，指人們對那些過于張揚的有錢人或取得成就的人，持一種批評姿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