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門自然科學的前提是公眾產(chǎn)生懷疑的第三個原因，因為一些前提與相當大一部分居民的直覺知識或道德信念不一致。三個有重大影響的假定是：（１）沒有一種科學解釋是永遠真實的（ｔｒｕｅ），所以一個理性的人會對所有關于自然界的解釋都持懷疑態(tài)度；（２）所有的現(xiàn)象都是一系列物質過程的最后產(chǎn)物，都可以通過合理但不一定完美的自信來預測；（３）在自然現(xiàn)象中不存在倫理價值，所以重新表述著名的生物學家弗朗西斯科·阿亞拉（ＦｒａｎｃｉｓｃｏＡｙａｌａ）的話，就是沒有一個科學家能從自然現(xiàn)象中，就人類的價值觀或生存的意義總結出任何東西。２０世紀的生物學家加上了第四個前提，他們聲稱對包括人類在內的每種動物來說，主要的驅動力是使有機體（ｏｒｇａｎｉｓｍ）的適應性最大化。這一假定意味著每個人都被編入他（或她）的生物學程序，在考慮他人的福利之前，都優(yōu)先考慮采取有關增加生殖潛力及自己和自己親人的健康的行動。

沒有永恒的真理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個假定所固有的懷疑主義，是為什么歐洲科學家們自１４世紀以來，比阿拉伯諸國和中國的同行能取得更引人注目的進展的一個重要原因。雖然后兩個社會曾在數(shù)學、天文學和光學方面作出重要發(fā)現(xiàn)，但它們的社會結構更強調等級制度、更加集中、更加抵制把自主權授予它們的公共機構（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ｓ）。很難想象開普勒或伽利略能從這些文化環(huán)境中產(chǎn)生。關于自然界由原子構成的觀點、對理性的贊美、政教分離、基督教對個人良心的強調及歐洲各大學享有的自主，這些特點的結合使得西方有能力在各門自然科學上超越它的鄰居們。

決定論

物質決定論的前提還產(chǎn)生了一種沒有完全表達出來的不安的氣氛。公民們還聽說，所有作為心理現(xiàn)象根源的大腦活動是受合乎生物學、化學和物理學的法則所支配的。這就表明每一個人的行為、感情和觀念都是被決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取決于其繼承下來的生物特性和永久貯備在他的大腦突觸（ｓｙｎａｐｓｅｓ）中的各種經(jīng)驗結果。這里的含義是，每個人的選擇嚴重地受到個人不可能控制的那些過程的影響。弗洛伊德贊賞這種見解，他堅持每一個行動———不管是無意中說漏了嘴，還是不經(jīng)意地玩弄一個結婚戒指———都是由無意識的愿望造成的，這種愿望只有通過仔細分析才能顯示出來。然而，該原則猛烈地沖擊著以下強有力的主觀信念：每個人確實自己在決定著是否站起來或坐下，是繼續(xù)工作還是停下來休息，是考慮吃飯的事情還是晚上的娛樂活動。我們保留著某些選擇自由，這一固執(zhí)的直覺知識能解釋為什么Ｂ．Ｆ．斯金納（Ｂ．Ｆ．Ｓｋｉｎｎｅｒ）在１９７１年時受到罕見的、敵對的襲擊，因為這一年他寫了《超越自由與尊嚴》（犅犲狔狅狀犱犉狉犲犲犱狅犿犪狀犱Ｄｉｇｎｉｔｙ）這本書，他挑戰(zhàn)人的能動性的有效性和一種非常有說服力的感覺，即我們中的每一個人確實擁有控制我們自己決定做什么、相信什么或希望什么的表象。［８］觀察各種生物過程如何影響心理功能的一種更精確的方法，是把生物過程看成縮小或限制著心理結果可能出現(xiàn)的范圍的力量，但不是決定各種心理結果的出現(xiàn)的力量。兩個Ｘ染色體（ｃｈｒｏｍｏｓｏｍｅ）的存在，對嬰兒生殖器官的結構施加了某種嚴格的限制。然而，胎兒中循環(huán)皮質醇的高水平（ｈｉｇｈｌｅｖｅｌｓｏｆｃｉｒｃｕｌａｔｉｎｇｃｏｒｔｉｓｏｌ），或繼承某個影響大腦的神經(jīng)化學（ｎｅｕｒｏｃｈｅｍｉｓｔｒｙ）的基因，對嬰兒性狀的限制性要小得多，并允許相當多的物理和心理特性的形成，因為在每個基因的表達過程中有一種內在的不可預知性。一個與某種心理特征相關的、影響腦狀態(tài)的基因，很少引起１０％以上的心理特征的變異。

大腦的測量（Ｍｅａｓｕｒｅｍｅｎｔｓ）受三種不同情況的影響：感覺輸入（ｓｅｎｓｏｒｙｉｎｐｕｔ，常常稱為自下而上的影響［ｔｈｅｂｏｔｔｏｍｕｐ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ｅ］）、思想（從上而下的影響）和既不被意識所察覺也不為思想所驅使的新陳代謝的或生理上的變化。品嘗一種甜味的食品、對某種渴望得到的經(jīng)歷的預期、一種高熱量但缺乏味道的食品的攝取，這些行為在各個選中的腦區(qū)都可能伴隨著多巴胺（ｄｏｐａｍｉｎｅ）①的增加。但科學家所記錄的只是這些腦區(qū)中多巴胺的水準，他們不可能知道多巴胺水準較高的原因，也不能預測可能發(fā)生的行為。［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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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多巴胺是一種治療腦部神經(jīng)疾病的藥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