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初，解釋為什么利他主義和合作活動可能有助于適應(yīng)性的各種論點忽略了這一事實：人類的進化伴隨著各種能力的形成，包括推斷其他人的私人狀況的能力，每個人都希望視之為有價值的“自我”認知，還有同情感、羞恥感和內(nèi)疚感的能力。人類按其生物學的本性會產(chǎn)生某種良心（ｃｏｎｓｃｉｅｎｃｅ），因而會幫助一個陷于困境的駕車旅游的人，或捐贈錢財幫助某次地震的受難者，盡管他們知道自己即使無視這些受難者的苦痛也不會受到懲罰。年幼的孩子會本能地把一個從遠處玩球的一群孩子那里滾過來的球扔回去，即使這個持合作態(tài)度的孩子并不害怕因未給予幫助而受到報復(fù)。所以，很難理解為什么一些進化論的生物學家繼續(xù)否認人類道德感中的這種成分，他們還是寫道：“沒有懲罰，背信就會盛行。”［２８］或許這些學者應(yīng)該把更多的時間花在運動場上，減少待在圖書館里的時間。公元前４世紀時，雅典的犯罪率并不高，甚至由３００個奴隸組成的警察部門也很少逮捕某個人。

達爾文認識到，他關(guān)于人類從猿進化而來的論點不像他所希望的那樣令人信服。他接受了人類的道德感是普世存在的事實，但他沒能察覺道德沖動的適應(yīng)價值，因而不愿賦予人類獨一無二的特性，如同情、內(nèi)疚和推斷另一個人的狀態(tài)。他指出人類的道德從猴子和黑猩猩的社會行為進化而來，他認為這個論點解決了上述棘手問題。

弗朗斯·德·瓦爾（ＦｒａｎｓｄｅＷａａｌ）是一個老練的觀察黑猩猩的專家，曾看到過部分黑猩猩的社會活動。［２９］猿猴經(jīng)常以某種似乎是幫助性的動作對另一種動物的顯而易見的苦難或需要作出反應(yīng)，可能還伴隨著對其他動物的情況的某種移情判斷（ｅｍｐａｔｈｉｃ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ｉｏｎ）。一只黑猩猩用一條手臂摟著另一個處于悲痛中的黑猩猩的肩膀，促成這一行動似乎是因為它了解另一只黑猩猩的心理狀態(tài)。然而，德·瓦爾很聰明，他接著說道，沒有必要假定說該行為是被希望提供幫助的愿望激發(fā)起來的。雖然在黑猩猩和人類的行為之間有某種表面上的類似性，但黑猩猩是否能再更進一步，像人類那樣能推斷其他黑猩猩私下悲痛的情感狀態(tài)，這一點并不清楚。所以，仍然存在爭議的是達爾文的直覺，即人類的利他主義（ａｌｔｒｕｉｓｍ）和合作行動（ｃｏｏｐｅｒａｔｉｖｅ）是黑猩猩的社會行為進化的衍生物。剛剛產(chǎn)下一窩幼崽的雌鼠會銜回某只發(fā)出痛苦聲音的幼崽，但這是否表示該鼠媽媽同情她后代的痛苦狀態(tài)，則不得而知。

人類身上不太可能存在著利他的或合作行動的基因，但很可能許多基因有助于以下普遍存在的能力的產(chǎn)生：推斷、同情、自我意識、“善”和“惡”之類象征性范疇的構(gòu)建以及恥辱和內(nèi)疚的感情。生物學家繼續(xù)研究利他主義的遺傳基礎(chǔ)，因為這個概念指那些可以被計算的行為，而心理推理過程、同情、內(nèi)疚和恥辱等概念在當前來說都是較難被客觀量化的。一個在美國出生的婦女，她的母親曾是大屠殺（Ｈｏｌｏｃａｕｓｔ）的一個受難者，要測量這個婦女的思想和感情是困難的，雖然我們可以估量她對母親的情感認同，這增加了她發(fā)生嚴重的焦慮和抑郁癥的危險。［３０］動物利他的行為中起居間作用的過程，與驅(qū)使人類利他行為的起居間作用的過程很可能是不一樣的。這兩個物種的某種行為看起來類似，但起調(diào)節(jié)作用的機制不同，這種情況稱為擬表型（ｐｈｅｎｏｃｏｐｙ）①。鳥和蜜蜂都會飛翔，但它們飛翔能力的進化機制和起源不同。著名生物學家、現(xiàn)任美國國家心理健康研究所（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ＭｅｎｔａｌＨｅａｌｔｈ）所長托馬斯·因塞爾（ＴｈｏｍａｓＩｎｓｅｌ）談到了這種情況，稱太多的科學家作出如下假定：“一只小老鼠（ｍｏｕｓｅ）就是一只小型大鼠（ｓｍａｌｌｒａｔ），一只大鼠（ｒａｔ）就是一只小猴子，一只猴子就是一個小個子的人（ｓｍａｌｌｈｕｍａｎ），所有這些動物都是研究反常行為的‘模特’……而他們忽略物種差異的行為，不僅使他們錯失了理解機制的多樣性的機會，而且還將注定任何想進行膚淺對比的人不會有什么結(jié)果?！保郏常保菀蛉麪柕木娴玫搅擞^察結(jié)果的支持，它們表明老鼠、猴子和人類繼承的影響各種情緒狀態(tài)的神經(jīng)遞質(zhì)血清素（ｎｅｕｒｏｔｒａｎｓｍｉｔｔｅｒｓｓｅｒｏｔｏｎｉｎ）和去甲腎上腺素（ｎｏｒｅｐｉｎｅｐｈｒｉｎｅ）的基因圖譜是不一樣的。［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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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擬表型指一種由于環(huán)境影響引起的、非遺傳性的變化，但與由遺傳決定的特征很相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