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賀的文化路線既區(qū)別于“信古”、“復古”，又區(qū)別于“全盤西化”，而是力圖在中西文化之最深邃處找出其共同的基礎。這個“共同的基礎”，就是對中西兩大傳統(tǒng)的繼承，揚棄和超越，就是歷史為現(xiàn)代化與未來的精神文明提供的“永恒的基石”，即所謂“舊中之新”。

在論及如何“舊”中出“新”時，賀以對五倫的辨析為例，反對以下四種方法：第一，以弊端覆蓋全體，如說“禮教殺人”，其實就弊端而言，“自由平等”何不殺人?第二，把中國之衰亡全歸罪于文化；第三，把禮儀細節(jié)當作五倫的本質；第四，以經(jīng)濟基礎的變化為推翻傳統(tǒng)的依據(jù)(以上參見《五倫》一文)?？傊?，以傳統(tǒng)的局部效應作批評的依據(jù)是不當?shù)?。賀先生說“我并不是說五倫觀念不應該批評，我是說，要批評需從本質著手。”舊事物中的這種本質，賀先生稱之為“質素”。尋找舊傳統(tǒng)中的“質素”就成為出“新”的關鍵。

賀對中國儒家傳統(tǒng)中的基本觀念，如“誠”、“仁”以及朱熹、王安石、王船山等學說都作過獨特的闡述。而最令人感到驚奇的是他對“三綱”說的開掘。正如作者自己所說：“最奇怪的是，而且使我自己都感到驚異的，就是我在中國特有的最陳腐、最為世人所詬病的舊禮教核心“三綱”說中，發(fā)現(xiàn)了與西洋正宗的高深的倫理思想和與西洋向前進展向外擴充的近代化精神相符合的地方。”(《文化與人生》，60頁)

在《五倫》一文中，作者寫道：

“站在自由解放的思想運動的立場上去攻擊“三綱”，說“三綱”如何束縛個性、阻礙進步，如何不合理，不合時代需要，等等，都是很自然的事。但是，要用哲學的觀點，站在客觀的文化思想史的立場，去說明“三綱”說發(fā)生的必然性及其意義所在，就比較困難了?！?《文化與人生》，58頁)

作者從歷史上說明從先秦的“五倫”發(fā)展到西漢的“三綱”是合乎邏輯的必然，因為先秦時代的五倫常是相對之愛，因而是無常的。君不君，臣就可以不臣；父不父，子可以不子；夫不夫，婦可以不婦。因此社會的基礎仍不穩(wěn)定，變亂隨時可能發(fā)生，道德淪落亦不免。西漢要維持大一統(tǒng)，董仲舒總結先秦的歷史經(jīng)驗，在“五倫”基礎上提出“三綱”，從而把相對關系進展為絕對關系；將“五倫”的交互之愛、等差之愛進展為絕對之愛、片面之愛。“三綱”說要求臣、子、婦盡單方面的忠、孝、貞的絕對義務，以免陷入相對的循環(huán)報復、討價還價的不穩(wěn)定的關系之中。同時，賀還指出“五倫”進展為“三綱”，還包括含有由五常之倫進展為五常之德的過程。五常之倫只是規(guī)定的各種不同人倫關系之間應有等差之愛，而五常之德則為這關系確定了道德規(guī)范。有了五常之德，則“不論對方生死離合，不管對方的賢愚智不肖，我總是絕對盡我自己的位分，履行我自己的常德，盡我自己應盡的單方面的義務。不隨環(huán)境而改變，不隨對方為轉移，以奠定維持人倫的基礎，穩(wěn)定社會的綱常?！?《文化與人生》，59頁)賀認為，“三綱”說這種絕對的、單方面的道德要求，顯然比“五倫”說來得深刻有力量?！芭e實例來說，“三綱”說認君為臣綱，是說君這個共相，君之理是為臣這個職位的綱紀。說君不仁臣不可以不忠，就是說為臣者或居于臣這個職務上的人，須尊重君之理，君之名，亦即是忠于事，忠于自己的職分的意思。完全是對名分、對理念盡忠，不是作暴君個人的奴隸。保證人都能在其分位內，單方面地盡他自己的絕對的義務，才可以維持社會人群的綱常?！?《文化與人生》，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