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歷史學家俞辛焞先生是南開大學日本研究院的先驅者和奠基人，他手中有許多從日本方面收集到的珍貴資料，對孫中山革命與日本的關系研究得很深入，在《孫中山與日本關系研究》一書中，俞先生有揭密：“在（甲午中日戰(zhàn)爭）前方戰(zhàn)事危急之時，孫中山于1895年3月1日至日本駐香港領事館拜見中川恒次郎領事。此后數次去日領館。其目的是為了爭取日本對廣州起義的直接支持。中川領事于3月4日和4月17日兩次致函外務省通商局長原敬，報告孫來訪之事。據該函稱，孫中山對中川說明康祖詒、吳漢濤、曾紀澤之子等四人在廣州舉義，推翻清朝統治、建立共和國之意圖，并要求日本提供25000支步槍、1000支短槍。日本沒有答應孫的要求。但孫的此舉表明，他欲依靠日本的援助推翻清王朝。孫中山與日本領事的秘密往來在廣東有所泄露。據中川領事4月17日致原敬函稱，當時在廣州有日軍計劃進攻廣東和孫中山在日人參與下打倒官吏之流言，感到華人對日人的敵意。這反映了廣東民眾警惕日本入侵，反對孫中山求援于日本，說明孫中山求助日本的舉動不得民心。由此可以說，甲午戰(zhàn)爭時期孫中山求助于日本在策略上是不妥的。其錯誤的根源在于置甲午戰(zhàn)爭使民族空前嚴重的實際情況于不顧?！?/span>

可見，再崇高的目的，再偉大的革命，也是要看時機的。黃興、陳炯明等人也批評說：“一族以內之事，縱為萬惡，也唯族人自董理之。倚賴他族，國必不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