客觀環(huán)境關系的理解。強調天災的人認為地震是天意，不由人控制，因此失去一些人的生命很正常，沒有什么大驚小怪的。但是持人禍理論的人則認為造成地震的原因就與人類本身的行為有關，比如有人提出建設三峽大壩與地震之間有直接關系，而大部分中小學生的死亡更與校舍的豆腐渣工程有著密不可分的聯(lián)系。因此，如果人類的行為得當，一些災難都可以被避免。從對汶川地震人員傷亡的歸因上，就是生活在同一中華文化之下的中國人，也可以看見個體之間的歸因差異。因此，文化差異在微觀層面也可以通過個體差異來表現(xiàn)。

同樣，不同文化中的人對自身與他人之間關系的看法也很不相同。

中國人把個體看成是群體的一員，個人離開群體很難生存。個人不應有與他人不太相同的特征，應該盡量合群，左右逢源。一個人如果個性太突出，太與眾不同，就可能遭排斥，而變得格格不入。在個人利益與群體利益發(fā)生沖突時，個人則應該犧牲自己的利益保全集體的利益，應該大公無私，毫不利己專門利人，應該犧牲小我，成全大我。長期以來中國宣傳的英雄人物幾乎都是或多或少具有這些品質的。而美國文化恰恰相反。他們認為人應該是獨立的個體，每個人都應與眾不同，都應有自己的獨特之處，否則上帝沒有造你的必要。每個人都應該對自己負責，而不是對別人負責；或者說是先對自己負責再對別人負責。比如在飛機上，當有意外要發(fā)生的時候，指導語寫的是：“先救自己，再救別人?！倍皇遣活欁约?，“救‘同志們’要緊”。另外，他們強調人的獨立性，而證明獨立性的重要一點就是成年之后離開父母生活，自己打天下。所以，美國青年18歲就離家生活，即使自己的學?；蚬ぷ鞯攸c離父母家很近，也一定會自己另找房子，獨立生活。從另一方面來說，父母即使再不愿意，也不得不將孩子送出家門，以培養(yǎng)他們的獨立精神。再看看在中國，許多青年成人后依然與父母同住一個屋檐下，直到結婚才搬出去住，覺得很自然，本人也好，父母也好，社會也好，都認為理所當然。

第四，人的活動取向是指一個文化中的個體是否傾向于不斷行動。

比如，美國社會是一個相當強調行動的社會，人必須不斷地做事，不斷地處在動之中才有意義，才創(chuàng)造價值。更有甚者，不僅要動，而且要快。美國有一本管理雜志題名《快速公司》(FastCompany)反映的就是這種價值觀。而美國人創(chuàng)造的快餐食品，速遞公司，也都是行動導向文化的產(chǎn)物。雖然美國的這種行動文化已越來越成為商業(yè)社會的重要特點，但在許多亞洲社會里，靜態(tài)取向，安然耐心仍然被視為美德之一，而非無所事事的表現(xiàn)。有時候，甚至提倡“以靜制動”，“以不變應萬變”，強調無為而治。所以，當美國人發(fā)現(xiàn)問題的時候，總是傾向于立即找出解決方法，然后實施；而東方人有時會選擇靜觀，什么也不做，讓時間和外界環(huán)境自然成熟，再抓時機去把問題解決掉。而這樣的智慧則很難被美國人接受。

人在關于空間的理念上表現(xiàn)出來的文化差異也非常顯著。

中國人傾向于把空間看成公共的東西，沒有太多隱私可言；而美國人、德國人卻傾向于把空間看成是個人的私密之處，他人不能輕易走近。中國家庭中的房間常常沒有單獨的門鎖，家里任何人都可隨意進出，包括父母的房間，孩子的房間更不用說了。父母進入孩子的房間無需敲門，有的父母甚至擅自拆讀子女的信件、翻閱子女的日記而不以為然。美國家庭的房子每一個睡房都有門鎖，有的孩子還在門上貼上一個大大的“停”(STOP)交通管理標志，以幽默的方式提醒別人尊重自己的隱私。在德國，辦公室的門都是緊緊關著，居民區(qū)的房屋更是大門緊閉，窗戶嚴實，連窗簾都一絲不茍地拉下。相反，日本人的工作空間是公共的，他們設計的辦公室巨大，辦公桌之間并無隔板，每一個人都能看見另一個人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