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子世卿已不能專擅國政。權勢重于門閥，實力可壓族姓。況君子可以不仁，貴族每多淫侈。勢替之由，半屬自取。門閥之統(tǒng)治階級漸趨消失，則政權應操諸何人，必因傳統(tǒng)之標準已歸無效，而成為嚴重之問題。如一聽角力斗智者之“逐鹿”，必至秩序蕩然，紛紊無已?？鬃哟幸娪诖?，故設為以德致位之教，傳弟子以治平之術，使得登庸行道，代世卿而執(zhí)政。故孔子之理想君子，德成位高，非宗子之徒資貴蔭，更非權臣之僅憑實力。前者合法而未必合理，后者則兼背理法。孔子所言之君子取位雖不必合于宗法，而其德性則為一合理之標準。吾人如謂孔子于此欲為封建天下重新創(chuàng)造其統(tǒng)治階級，似非大誤。抑又有進者，孔子雖事實上已承認宗法之失敗，而并未明白加以攻擊。且孔子所認為失敗者亦只宗法之階級制度。至于家國一體之根本原則，則仍服膺勿失?？鬃铀砸u用“君子”之舊名者，似欲在不顯明違反傳統(tǒng)制度之范圍內(nèi)，實行其改進政治之主張。以宗法身份之舊名，寓修德取位之新意。譬若移花接木，其操術至妙而用心良苦。所可惜者，世卿固鮮有德，仁人更難得位。季氏富于周公，顏回貧死陋巷。天子不為明揚， “仲尼不有天下”?？鬃又陆y(tǒng)治階級終身未能出現(xiàn)?！熬拥挛患嫒罡呃硐肽私刀鵀橛眯猩岵刂稚碓瓌t?！保▍⒖础墩撜Z》）蘧伯玉“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可卷而懷之。”孔子亦稱之為“君子”，則與子產(chǎn)所以稱“君子”者大異其趣矣。

吾人于此可附論孔于思想中個人與政治之關系。宋以后之儒者每以臣下致忠君國為絕對之義務，而謂其說本原于孔子。吾人加以復按，即可知其非孔子之教。孔子論君臣關系之精義盡于“以道事君，不可則止”之一語。蓋“君子”以愛人之心，行仁者之政。此為要君取位之真正目的。合于此而不仕，則為廢“君臣之義”。不合于此而躁進，則為“干祿”，為“志于轂”。

二者皆孔子所不取。故孔子譏荷禁丈人為潔身亂倫，而復嘆仕為家臣者之無恥?？鬃幼灾^其“無可無不可”，正足見孔子不拘執(zhí)于必仕必隱，而一以能“行道”與否為出處之標準。出處既以行道為標準，是個人對于君國之本身無絕對之義務，而“君臣大義無所逃于天地間”（繼子》譏孔子語）之語為非確矣?？鬃右簧m盡力于得君求售，因此間或受人之揶揄，然此不過欲求行

道于萬一可逢之機會，非自貶于小人之儒。觀其對避世高蹈之流多加稱許，而對不義之仕絕無恕辭，則可知孔子真意之所在。不僅此也。孔子謂臣下不受君主之亂命，是否認絕對服從之義務也?？鬃尤ヴ敹笫擞谛l(wèi)，是未立不事二君之“名節(jié)”也。后人以專制天下之眼光論封建天下之孔子，宜其張冠李戴，厚誣古人矣。

孔子屢言“君子”之第二目的為救周政尚文之弊。此即其“人治”思想之直接表現(xiàn)。周政有法令滋彰之傾向，上節(jié)已略明之。夫以周禮之美備，行之數(shù)百年而卒不免于君微政衰，則國家不能徒賴完善之制度以為治，誠為至明顯而不可逃避之結論。孔子深觀古學，通習周禮，于此盛衰之故，自當灼見明知。矧孔子所立“仁治”之教，固必以個人之心不違仁為政治之起點。

《大學》著孔門之言謂“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為本”。足見“人治”思想實與“仁治”思想有不容分離之關系。

孔子人治思想最明白之陳述見于《中庸》第二十章之首段，“哀公問政，子日：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其言至顯，無待詮析。然吾人應注意，孔子雖謂為政在人，非即謂為政不必有制?？鬃佑戎苷祝怯⒎讲叨鴼壷?。綜觀其政治思想之全體，“從周”與尚仁之兩層主張，相互為用，不可偏廢。吾人相信孔子于周制之郁郁乎文實中心贊美，而其從周之說亦出于至誠，非以欺世惑俗。,睢其愛惜周道之傷，故亟圖以人治救方策之弊。故孔子之注重“君子”，非以人治代替法治，乃寓人治于法治之中，二者如輔車之相依，如心身之共運。后人以人治與法治對舉，視為不相容之二術，則是謂孔子有舍制度而專任人倫道德之意，非確論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