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二次革命”只是一場退潮的革命

宋教仁遇刺后，國民黨內(nèi)部形成了兩種截然不同的意見，穩(wěn)健派主張法律解決，激進派號召武力從事，而剛從日本回到上海的孫中山態(tài)度鮮明地站在了后者的立場，他極力主張起兵討袁，并聲稱只要有兩個師的兵力，他就親自率領(lǐng)向袁世凱問罪。

不過，當(dāng)時的主要問題在于，國民黨連兩個師的軍隊也沒有，而輿論對“出師派”也頗為不利，因為當(dāng)時“宋案”尚未完全厘清，即便國民黨人有一千個理由懷疑袁世凱，但也不宜直接認(rèn)定袁世凱就是幕后元兇，此時興兵討袁，未免有“地方反抗中央”的造反之嫌。因此，當(dāng)孫中山要求對袁世凱動武的電報發(fā)出后，國民黨的三大“實力派都督”（江西都督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廣東都督胡漢民），都立刻回電表示絕無實力獨立。

在“宋案”陷于停頓之際，袁世凱卻迅速與英、法、德、俄、日五國銀行團簽訂了2500萬英鎊的“善后大借款”，該借款年息5厘，期限47年，債券9折出售，扣除6％的傭金，等于只有2100萬英鎊，而到期歸還本息就要6789萬英鎊，條件不可謂不苛刻。但袁世凱憑借多年的政治經(jīng)驗，早已預(yù)料到要與革命黨人最終攤牌，因而此舉實為未雨綢繆，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預(yù)先籌措足夠的資金以應(yīng)付未來的亂局，也是先招。畢竟，無論是造反或是鎮(zhèn)反，沒有錢總是萬萬不能的。

借款消息公布后，黃興、柏文蔚、李烈鈞、胡漢民等人也都紛紛發(fā)表通電，斥責(zé)袁世凱違法借款，藐視立法機關(guān)，而袁世凱錢已到手，他也就干脆撕下臉皮，非但不理睬國民黨籍議員的抗議，反而氣勢洶洶地斥責(zé)孫中山、黃興等國民黨人：“我現(xiàn)在算是看透了，孫文這些人左也是搗亂，右也是搗亂，除了搗亂，他們就沒有別的本領(lǐng)了。你聽聽，孫文說什么‘公今日舍辭職外，決無他策’，還說什么‘必以前次反對君主之決心，反對公之一人，義無反顧’……孫文還想下定決心跟老子干呢！你們可以告訴國民黨人，我袁世凱就不能聽人搗亂，他孫文若敢動槍動炮，或另行組織政府，我就發(fā)兵征伐，而絕無姑息養(yǎng)奸之余地。”

總統(tǒng)府秘書長梁士詒遲疑了一下：“大總統(tǒng)，這樣說是不是太直接了吧？”袁世凱氣呼呼地答道：“就說是我說的，我對這話負(fù)責(zé)！”

1913年6月9日，袁世凱先下手為強，下令免除李烈鈞的江西都督職務(wù)，任命黎元洪兼署江西都督； 14日，又將廣東都督胡漢民免職；30日，安徽都督柏文蔚也被免職。如此一來，國民黨籍的三位都督都被袁世凱以“不稱職”、“不孚眾望”的名義罷免。

至此，南方的國民黨人也只能丟掉幻想、起而應(yīng)戰(zhàn)了。李烈鈞被袁世凱免職后倒沒有立即舉兵討袁，而是先通電下野并前往上海與孫中山、黃興、陳其美等人商議，之后秘密返回江西組織“討袁軍”并發(fā)布討袁檄文，宣布獨立。由此，“二次革命”正式爆發(fā)（亦稱“癸丑之役”或“贛寧之役”）。

在李烈鈞宣布獨立后，黃興趕赴南京將駐寧的第一師和第八師改編成討袁軍，隨后以江蘇都督程德全的名義通電江蘇獨立；湖南都督譚延闿也在各方的壓力下宣布獨立，并派兵前往江西支援李烈鈞；安徽都督柏文蔚也隨后宣布獨立，同南京、江西構(gòu)成犄角之勢；福建都督孫道仁因手下的師長許崇智宣布起義，也加入了討袁的陣營；在廣東，被免職的胡漢民和新任都督陳炯明并沒有中袁世凱的離間之計，他們也聯(lián)合起來宣布獨立；另外，川軍第三師師長熊克武也在重慶宣布獨立……表面上看，架勢有當(dāng)年辛亥之氣象，但此時的袁世凱已經(jīng)不是當(dāng)年的袁世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