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于道的方面，可以說含時代性的甚少；關于術的方面，雖有一部分含時代性，還有一部分不合時代性。譬如知行分合問題。朱晦庵講先知后行，王陽明講知行合一。此兩種方法都可用。研究他們的方法，都有益處。儒家道托大部分不合時代性，不可以為時代古思想舊而拋棄之。

三、儒家哲學，有人謂為貴族的非平民的，個人的非社會的。不錯，儒家道術，誠然偏重私人道德，有點近于非社會的。而且二千年來誦習懦學的人都屬于“士大夫”階級，有點近于非平民的。但是這種現(xiàn)象，是否懦學所專有，是否足為儒學之病，我們還要仔細考察一回。

文化的平等普及，當然是最高理想。但真正的平等普及之實現(xiàn)，恐怕前途還遠著哩。

美國是最平民的國家，何嘗離得了領袖制度？

俄國是勞農的國家，還不是一切事由步教委員會人物把持指導嗎？因為少數(shù)人誦習受持，便說是帶有貴族色彩，那么，恐怕無論何國家，無論何派學說，都不能免，何獨責諸中國，責諸儒家呢？況且文化這件東西，原不能以普及程度之難易定其價值之高低。李自、杜甫詩的趣味，不能如自居易詩之易于普及享受；自居易詩之趣味，又不能如盲女彈詞之易于普及享受。難道我們可以說《天雨花》比《白氏長慶集》好，《長慶集》又比《李杜集》好嗎？現(xiàn)代最時髦的平民文學、平民美術，益赴雖多，然把文學美術的品格降低的毛病也不小，這是不能否認的事實。何況哲學這樣東西，本來是供少數(shù)人研究的。主張“平民哲學”，這名詞是否能成立，我不能不懷疑。

儒家道術偏重士大夫個人修養(yǎng)。表面看去，范圍似窄，其實不然。天下事都是士大夫或領袖人才造出來的，士大夫的行為，關系全國的安危治亂及人民的幸福疾苦最大。孟子說得好：“惟仁者宜在高位。不仁而在高位，是播其惡于眾也。”夸日中國國事之敗壞，哪一件不是由在高位的少數(shù)個人造出來。假如把許多掌握權力的馬弁強盜，都換成多讀幾卷書的士大夫，至少不至鬧到這樣糟。假使穿長衫的穿洋服的先生們，真能如儒家理想所謂“人人有士君子之行”，天下事有什幺辦不好的呢7我們受高等教育的青年，將來都是社會領袖。

造福造禍，就看我們現(xiàn)在的個人修養(yǎng)何如。儒家道術專注重此點，能說他錯嗎？

四、有人說自漢武帝以來，歷代君王皆以儒家作幌子，暗地里實行高壓政策。所以儒家學問，成為擁護專制的學問，成為奴辱人民的學問。

誠然歷代帝王，假目儒家招牌，實行專制，此種隋形，在所不免。但是我們要知道，幾千年來，最有力的學派，不惟睢不受帝王的指使，而且常帶反抗的精神。儒家開創(chuàng)大師，如孔、孟、荀都帶有很激烈的反抗精神，人人知道的，可以不必細講。東漢為儒學最盛時代，但是《后漢書·黨錮傳》，皆屬儒家大師，最令當時帝王頭痛。北宋二程，列在元祜黨籍：

南宋朱熹，列在慶元黨籍。當時有力的人，摧殘得很厲害。又如明朝王陽明，在事業(yè)上雖曾立下大功，在學問上到處都受摧殘。由此看來，儒家哲學也可以說是伸張民權的學問，不是擁護專制的學問；是反抗壓迫的學問，不是奴辱人民的學問。所以歷代懦學大師，非惟不受君王的指使，而且常受君主的摧殘。要把賊民之罪加在儒家身上，那真是冤透了。

五、近人提倡科學，反對玄學，所以有科學玄學之爭。儒家本來不是玄學，誤被人認是玄學，一同排斥。這個—攻擊，那個亦攻擊，幾于體無完膚。

玄學之應排斥與否，那是另一問題。但是因為排斥玄學，于是排斥儒家，這就未免太冤。儒家的朱陸有無極太極之辯，誠然帶點玄學色彩。然這種學說，在儒家道術中地位極其輕微，不能算是儒家的中心論點。自孔盂以至陸王，都把憑空虛構的本體論擱置一邊，哪能說是玄學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