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諸葛亮覺得這樣還不夠，繼要劉禪將宮中事體交給他的幕府處理后，諸葛亮又舉薦了將軍向?qū)櫋盀槎健?，掌管京師的近衛(wèi)軍，說只要“營中之事，悉以咨之，必能使行陳和睦，優(yōu)劣得所”。此前執(zhí)掌皇室保衛(wèi)任務的近衛(wèi)軍頭領是劉備的心腹趙云，劉備以趙云“嚴重，必能整齊，特任掌內(nèi)事”，在進成都后將其升為翊軍將軍，翊，衛(wèi)也，依然是劉備的頭號保鏢兼近衛(wèi)軍統(tǒng)領。而此刻諸葛亮將其帶走出征，換成了自己保薦的向?qū)櫍m然從另一方面來說是人盡其用，但是聯(lián)系《出師表》的前后語義和當時形勢，不能說沒有一點其他目的在內(nèi)?！叭粲凶骷榉缚萍盀橹疑普?，宜付有司論其刑賞，以昭陛下平明之理，不宜偏私，使內(nèi)外異法”，此話又顯有所指，只是到底是在說誰，我們現(xiàn)在卻不得而知了，不過這也是拜諸葛公不設史官所賜。

說到不設史官，問題又來了。我想以諸葛亮的“達于為政”和其思維之周密，以及“杖二十以上親決”的精細作風，應該是不會不知道不置史官之害的。“國不置史”這個舉動所產(chǎn)生的最直接的后果，便是在蜀亡以后，即使是作為蜀漢著名史學家譙周弟子的陳壽，在當代人修當代史的情況下，奉命修編的《三國志》里也惟有蜀書因為“行事多遺，災異靡書”，各類資料的嚴重匱乏，導致許多著名和重要的人物無法單獨作傳，最后僅僅只修了一卷便作罷了。倘若說在劉備時期是因蜀漢初建無暇顧及的話，那么在劉禪當政后這么長的時間內(nèi)，政權(quán)穩(wěn)固度應該已經(jīng)大大地得到了提高，并且在擁有劉巴、秦宓、譙周、許靖等多名出色的文、史學人才情況下，作為自承漢朝正統(tǒng)的蜀漢朝廷依然“國不置史”，那就不太能以諸葛亮“猶有未周”這樣簡單的失誤所能解釋得通了，而是要從“行事多遺”這個角度去看，更會多少令人疑惑其“國不置史”的目的何在。

諸葛亮除了對劉禪提出了這樣一些不能不從的“建議”外，當然也不會忘記安排他北伐離開成都后朝中的人事問題。

侍中、侍郎郭攸之、費祎、董允等，此皆良實，志慮忠純，是以先帝簡拔以遺陛下。愚以為宮中之事，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必能裨補闕漏，有所廣益?！H賢臣，遠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后漢所以傾頹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嘆息痛恨于桓、靈也。侍中、尚書、長史、參軍，此悉貞良死節(jié)之臣，愿陛下親之信之，則漢室之隆，可計日而待也。

我們可以發(fā)現(xiàn)，諸葛亮提出在他離開成都后，要后主“事無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的人選，無一例外的全部是荊楚集團的骨干，東州和益州人士一個也沒出現(xiàn)。尤其是李嚴，作為和諸葛亮并列、“統(tǒng)內(nèi)外軍事”、官拜尚書令的托孤重臣，在北伐這件關(guān)乎國計民生的軍國大事上未能有一點說話的機會，在諸葛亮不在的情況下，理應是由他來主持朝政的，然而在諸葛亮這份要求北伐、安排北伐之后朝中主持工作人選的表章中，連提都沒提他，不管從哪個角度而言，這都是不正常的。而諸葛亮所謂的“親賢臣”，要劉禪親信的郭攸之、費祎、董允、向?qū)櫟惹G楚集團人士雖然的確都是賢臣，然換而言之，李嚴、費觀、何宗、王謀等人難道就不是賢臣了嗎？而且他們或是托孤大臣或是位列九卿的官員，單就官階論也要遠高于這幾位侍中、侍郎，不提他們于情于理都是說不過去的，因此諸葛亮這樣做絕非是偶然的。

在諸葛亮的內(nèi)心，他是始終將自己擺在一個凌駕于眾人之上的位置的，一直以為蜀漢在他“無身之日，則未有能蹈涉中原、抗衡上國者”。同時相信他也很清楚劉備安排李嚴和他共同輔佐劉禪的目的，是利用李嚴來制衡他。因此為了保證他對蜀漢政權(quán)的操控性，他是絕不會允許李嚴這樣一個能在政治上對自己形成威脅的人，來進入權(quán)力中心和掌握軍事實權(quán)的。所以他除了一直制止李嚴進入成都這個政治權(quán)力中心外，在開始北伐前又進一步地發(fā)動了削弱李嚴權(quán)力的實質(zhì)性行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