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清帝國的亂子總是與西方思潮和勢力的侵入糾纏在一起。

一九○○年，當清廷因深深地卷入義和團事變而對國內(nèi)局勢失去控制力的時候，西方各國立即意識到自己的在華利益將面臨危險，于是除了武裝干涉之外，都在尋求利益保護的辦法，甚至包括肢解這個龐大帝國的政權。

英國人的勢力范圍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地區(qū)，他們認為在這樣的時刻有一個人可以為英國利益著想，這就是他們曾經(jīng)在本土上救過那個人命的中國人。英國人的設想是：策動南中國武裝反叛領袖孫中山與權勢熏天的封疆大吏李鴻章在政治和軍事上達成合作，從而將面積幾乎相當于兩個英國的廣東和廣西兩省從大清帝國中分離出去，建立一個政治和經(jīng)濟都獨立于清廷之外的政權實體——當然，這個實體必須在英國人的控制之下——至于分離之后的大清帝國的版圖將是什么樣子，這個獨立政權的首腦應該是孫中山還是李鴻章，在那段混亂的時光里似乎誰也沒有仔細思考過。

盡管史家多有避諱，不可否認的是，一九○○年間孫中山與李鴻章的聯(lián)合企圖，是中國近代史上一個意味深長的事件。它不僅顯示出西方各國對大清帝國主權的極端蔑視，從而令其在處理國際關系準則上已經(jīng)無所顧忌；同時也表明在大清帝國的內(nèi)部，封疆大吏對朝廷的離心離德已經(jīng)到了何種程度；當然，這一點還表明，孫中山的興中會在革命手段上存在著多種可能性。

英國人之所以選擇孫中山，是因為他在倫敦脫險后迅速成名。

一個持不同政見的中國人在倫敦的死里逃生，被許多國家的報刊當作離奇新聞進行廣泛傳播，甚至還有人將孫中山的遭遇編成戲劇公演，這足以證明這一事件具有強烈的戲劇性和觀賞性。孫中山自己寫的《倫敦被難記》在英國出版后，立即被翻譯成日、俄、漢文傳遍世界。對英國心懷感激的孫中山有充足的理由逗留在那里，他在寫給英國漢學家翟理斯（H.A.Giles）的信中這樣表述了他留居倫敦的目的：“訪求貴國士大夫之諳彼邦文獻者，以資教益；并欲羅致貴國賢才奇杰，以助宏圖。”

在歐洲近兩年的時間，被孫中山認為是他人生中的重要階段之一：倫敦脫險后，則暫留歐洲，以實行考察其政治風俗，并結交朝野賢豪。兩年之中，所見所聞，殊多心得。始知徒致國家富強、民權發(fā)達如歐洲列強者，猶未能登斯民于極樂之鄉(xiāng)也；是以歐洲志士，猶有社會革命之運動也。予欲為一勞永逸之計，乃采取民生主義，以與民族、民權問題同時解決。此三民主義之主張所由完成也。如果從一八七九年初到夏威夷時算起，至一九一一年武昌首義爆發(fā)后歸國，這個著名的漂泊者一生曾八次進入歐美地區(qū)，他在那里留居的時間加起來超過十年。除了在夏威夷受到 “夏威夷共和國”成立的影響，從而形成了興中會章程中“建立合眾政府”的主張，以及他本人從此變成一名虔誠的基督教徒之外，孫中山主要的政治經(jīng)驗均來自留居英國的那段時光。這就是他后來強調(diào)的“歐洲經(jīng)驗”。毫無疑問，所謂“歐洲經(jīng)驗”對孫中山革命理論的建立、革命同盟的網(wǎng)羅、爭取革命的外援以及把革命帶向一條更為理性的道路，從而使他成為一位世界性的革命領袖，起到了決定性影響。

孫中山最重要的收獲，是受美國經(jīng)濟學家亨利·喬治的影響，形成了他民生主義中“平均地權”的思想。亨利·喬治從工業(yè)進步后貧富不均的社會現(xiàn)象出發(fā)，基于土地私有制下存在的不公平和不合理，于一八七九年寫出《進步與貧困》一書。書中認為資本主義社會愈進步，地租愈上升，地價愈高漲，從而反過來吞噬了物質進步的利益，造成社會貧富差別的拉大和社會矛盾的突出。只有廢除土地私有制，實行土地國有制，征收地價稅歸于國家，廢除其他一切稅收，才能使社會財富的分配趨于平衡。亨利·喬治將工人貧困的根源歸結于地價的上漲，這是資產(chǎn)階級改良主義理論。孫中山之所以熱情地接受了這一理論，源于他對英國這個發(fā)達的資本主義國家貧富巨大差別的考察——在破舊的貧民窟和華麗大廈錯落交織的背景下，連綿不斷地走過工人罷工的游行隊伍——這讓孫中山對他要創(chuàng)造的共和國感到了某種擔憂。因此，他認為最可靠的革命“是定地價的法”：比方地主有價值一千元，可定價為一千，或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將來因交通發(fā)達價漲至一萬，地主應得二千，已屬有益無損；盈利八千，當歸國家。這于國計民生，皆有大益。少數(shù)人把持壟斷的弊竇自然象絕，這是最簡便易行之法。在英國留居期間，孫中山流連最多之地，是大英博物館的圖書室。而世界上另一個人也曾在此苦讀十多年，他就是德國人卡爾·馬克思。馬克思顛覆資本主義制度的經(jīng)典著作《資本論》，早在一八九四年就在中國文人熱捧的《萬國公報》上開始刊載。坐在大英博物館里的孫中山，不可能不接觸《資本論》的思想體系，只不過英國的資產(chǎn)階級理論家為抵消馬克思的影響，制造了各種各樣的社會主義學說，使“社會主義”成為當時最時髦的政治詞匯。一八九二年恩格斯為《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德文版所寫的序言里有這樣的描述：不用說，現(xiàn)在的確“社會主義重新在英國出現(xiàn)了”，而且是大規(guī)模地出現(xiàn)了。各色各樣的社會主義都有:自覺的社會主義和不自覺的社會主義，散文的社會主義和詩歌的社會主義，工人階級的社會主義和資產(chǎn)階級的社會主義。事實上，這個一切可怕的東西中最可怕的東西，這個社會主義，不僅變成了非常體面的東西，而且已經(jīng)穿上了燕尾服，大模大樣地躺在沙龍的沙發(fā)上了。孫中山接受的“社會主義”是什么模樣不得而知。在大英博物館的圖書閱覽大廳里，他曾與俄國革命黨人討論過革命成功的時間問題。孫中山認為中國革命的勝利大約需要三十年，這個說法令俄國革命黨人覺得不可思議，他們認為要取得俄國革命的成功，從現(xiàn)在算起至少需要一百年。俄國革命黨人的看法令孫中山很是吃驚，因為他正準備重新發(fā)動武裝起義并一舉成功。

一八九七年七月一日，孫中山乘坐“努美丁”號輪船從倫敦啟程，經(jīng)過一個半月的航行抵達日本橫濱港。

孫中山在日本留居三年。此時，在距自己祖國最近的國家和地區(qū)中，除了日本他已沒有別的地方可去，英國政府不允許他再涉足包括香港在內(nèi)的南洋英屬島嶼。因此，他剛一到達日本，就給香港總督秘書洛克哈寫信提出抗議：據(jù)可靠消息，由于我企圖從滿洲殘酷的枷鎖中解放我可憐的同胞，香港政府已有令將我放逐。在倫敦時，我曾詢及幾個英國朋友，問他們對這件事的看法如何，他們以為這不合英國的法律與慣例。但在香港的中國朋友卻告訴我，這是千真萬確的事?？煞裾埬愀嬖V我這件事是否屬實？如果真有其事，我將訴之于英國大眾和世界各文明國家。洛克哈的回信根本沒有理會“訴之于英國大眾和世界各文明國家”的威脅：我奉命告訴你，英國政府無意使香港殖民地被陰謀顛覆友好鄰邦者用為庇護所。鑒于你的行為有這種記錄，即你在信中所曲意表達的，你要從滿洲的枷鎖中解放你可憐的同胞。如果你要在香港登陸，我們將依據(jù)一八九六年對你的放逐令，將你逮捕。孫中山留居日本的另一個原因，是地緣上的鄰近和文化上的相通——“消息易通，便于籌劃也?！奔此锌赡軐⑷毡井斪鞑邉又袊锩拇蟊緺I，且得到日本朝野某些人士的認同和支持。

孫中山結交的日本人成分復雜，有民權主義左翼人士宮崎寅藏和梅屋莊吉；有政界人物民黨領袖犬養(yǎng)毅；有財界人物民權主義右翼人士平岡浩太郎和大石正己；有軍界將領兒玉源太郎和寺內(nèi)正毅；有外務省官員中川恒次郎、小池章造和重光葵；有知識界人士南方熊楠、寺尾亨和秋山定輔；有婦女領袖下田歌子；有極端國權主義者內(nèi)田良平和頭山滿，還有對華關系密切的東亞同文會、黑龍會的眾多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