記得1967年初，和幾個中學同學一道從北京向南步行“長征”。走了一個月，到達河南蘭考縣。這一天，天降大雪，在雪地里走了一天，疲勞加上雪光晃眼，傍晚到達一個村子時感覺頭暈。這個村子叫秦寨，是當年焦裕祿在蘭考當縣委書記時蹲點的貧困村之一。我們找到大隊干部，被分派到各家吃飯。我和一個同學去的那家，大娘做了玉米面和紅薯干粉窩窩頭給我們當主食，還弄了些干白菜熬成一鍋特別款待我們的“菜”。飯菜進口后，覺得里面有沙土，很牙磣，特別是款待我們的“菜”，沙子更多。那時的口腔和嗓子還沒有經過粗陋食品的打磨訓練，加之頭暈，所以非常不想吃。但那家的大娘非常熱情，不斷讓我們吃，盛情難卻，就只能強吃。吃完出來到村中街上，冷風一吹，忍不住嘔吐了。好在沒有吐在大娘家里。回到北京后，有一次祖父問到我外出的見聞，我也把這段經歷講了。他聽后說：“對的。”

那是盛情下的強吃。也有非盛情下需要強吃的時候。1968年12月到山西省山陰縣山陰城公社四里莊大隊插隊后不久，按照當時“憶苦思甜”的模式，我們要求村里安排了一次吃“憶苦飯”的活動?！皯浛囡垺笔且钥窞橹?，加些麩子做成的團子。說是團子，其實并不能緊湊地“團”起來，只是大致捧住成一堆?！皯浛囡垺背缘阶炖锖螅纴斫廊ドぷ泳褪强咕?，不往下走，最后只能強吞硬咽。其實，當時所見和后來所聞，多數“貧下中農”把“憶苦飯”不是吃幾口扔了，就是帶回家喂豬了。

還有在遵從風俗下強吃的時候。1988年到新疆考察中，來到一處氈房。主人熱情地做了手扒羊肉，并首先把羊頭獻給客人。按帶領者介紹的當地習俗，首先由客人中年齡最小者割下羊耳朵吃掉，然后依年齡由小到大從羊頭上切肉食之。一行人中有愛吃也有不愛吃的，但在那種情境下是不容選擇的，都依俗而行。這時，我不期然地想到了小時候吃酥油糌粑的經歷，心態(tài)遂變得相當從容。

上述順便記起的幾次強吃，并非是祖父所說的那種潛在饑餓威脅下的生存之道，而是社會文化約束使然。

其實我想，祖父之樂吃酥油糌粑，未必就是天生對那種食品有親和感，很可能也有個人生活經歷使偏好發(fā)生改變的因素，而在個人生活經歷改變偏好的過程中，社會文化的因素很可能也發(fā)揮了不小的作用。我后來從閱讀文獻資料中知道，他從1928年接防西康，同年任川康邊防總指揮，1935年任西康建省委員會委員長，1939年西康建省任省政府主席， 直至1950年解放，在西康經營二十多年。由于西康有很大一塊地區(qū)是藏區(qū)，同時和西藏比鄰，因此在此期間，和藏民的關系，始終是他關注的一個重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