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父在《建設新西康十講》中曾講到他的治理方略，其中把康藏精神和情感的溝通放到首位：

“關于治邊之方略，則首謀康藏精神之接近，俾化除隔閡，溝通情感，然后逐漸推行現代政治與經濟設施，從事業(yè)上予以改進?！?

祖父的這套方略，和他對西康歷史的研究有關。他一個戎軍之人，怎么對歷史研究有了興趣？據他陳述，這種興趣起自1928年擔任川康邊防總指揮時：

“回憶本軍接防時，僅十一縣半的殘破局面，由這十一縣半的殘破局面的刺激，使我腦海中隨時深深地感覺到一個很大的疑難問題――為什么名震一時的趙季和的赫赫經邊之功，會一敗至此呢？然則，威服政策之不足恃嗎？假定不足恃，試問又有什么妥善的辦法呢？我的這個疑難擴而充之，推而廣之，竟引起我從歷史上去研究整個經邊政策的興趣。”

清末西康由治致亂的歷史教訓是祖父特別予以重視的。光緒三十年，英軍攻入拉薩以后，清朝政府決心積極經營西康，以抵御英國勢力的滲透。當時任命了趙爾豐（即趙季和）為川滇邊務大臣。趙爾豐是祖父在經略西康時對其下屬多次提到的人物。他認為“趙氏富有膽略，又深得清廷信任和川省接濟”，內因外因配合，行改土歸流之法，經營一度是卓有成效的。“前后五六年內，設治三十余縣，興學一百多所，拓地千余里，各項要政，粗具規(guī)模?！壁w爾豐調任川督以后，傅華封代理川滇邊務大臣，“續(xù)辦改土歸流，西康全局大定?！比欢斔拇ǜ锩l(fā)生，政府兵力分散之時，情況迅速發(fā)生變化：

“因趙氏過于看重武力，一味厲行威服政策，故兵力一懈，康民受藏方鼓動，即乘機起事，趙、傅兩氏艱難締造的事業(yè)，因此受到莫大打擊”。

他謀“康藏精神之接近”、“化除隔閡”、“溝通情感”，是接受了趙爾豐“過于看重武力”、“一味厲行威服政策”的教訓而提出的。

作為一個靠槍桿子起家的人，注意到武力威服的限度，雖屬不易，卻也自然。在閱讀反映祖父當初想法的文獻時，使我更覺有意思的是他對族群間文化精神差異的重視。他注意到，“西康文化”“相互間之差異甚大”，特別是康區(qū)藏族，“文化精神”更有其特點，而這是和宗教聯系在一起的。下面是他的一段概括：

“康區(qū)藏族人民，百分之九十以上皆信奉佛教。五明 以外無學術，寺廟以外無學校，喇嘛以外無教師，所謂文化，即是佛化。其人民精神與物質生活悉受佛法之洗禮與熏陶，因而形成一種少欲知足的人生觀，重聽行而輕物欲，重未來而輕現實，生活習于固陋，鄙夷現代科學，排拒外來文化，一味守舊，不求進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