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藏佛教和漢土佛教除了在以上三方面存在差異之外，祖父還指出了康藏佛教中的其他一些特征，如治學中“聞修俱重”、“講辯并行”。這些“皆印度賢圣講學之遺風，而為漢地佛徒所久已喪失者。且即因其注重辯論之故，因明教典遺籍繁多。以視漢地、日本之僅抱定理門入論二書即沾沾自喜者，相去何啻倍屣。”

從現(xiàn)實治理的動因角度看，祖父鉆研佛教，不僅是被動地適應社會環(huán)境，而且有在康區(qū)建設中形成新的康藏文化的積極設想?？紤]到佛教在當?shù)氐膹V泛而深入的影響，他認為在將一系列現(xiàn)代觀念引入康藏地區(qū)的時候應設法將之和佛教文化結合起來，方能奏效。他設想中的這種新文化具有將孫中山先生提出的“三民主義”（民族、民權、民生）和佛教文化有機結合的特點。他主張：

“須深切了解其〔指康藏佛教――作者注〕宗教文化之情形，在不違反其民眾心理之條件下，逐漸以三民主義之精神灌輸于彼。使其了知彼等實為中華民族之一支分，彼以二三百萬人之支分，處此世界民族斗爭風云緊急之時代，決不能脫離中華民族全體而獨存。且又非消泯階級，提高民權，應用科學改善民生，決不足以建設地方而應付環(huán)境。三民主義之精神不惟不與佛教文化相沖突，且可互為表里，相得益彰。特不可操持過切，一概抹煞，以致拂逆其民眾心理，挑起種族間之惡感，則猶治絲益楚分，終難條理。不惟影響國防，而國家有形無形之損失殆難數(shù)量計算矣?！?

在西康時期，祖父的佛學知識之獲得，和他與高僧大德的密切交往以及對佛學人才的延攬是分不開的。從我記事時起，這些已經(jīng)是過去的歷史。但在我的印象中，有的客人到家里來，有時也和祖父討論一些佛學中的問題。劉衡如先生、郭和卿先生是到北京以后我叫得上名字的兩位。他們是祖父的老朋友，在藏學、佛學方面均有造詣。記得遷居北京以后，有一次劉衡如先生和祖父聊起因明學中的邏輯問題，使我很驚訝。在我從《西游記》得來的概念中，佛是和神話中法力相聯(lián)系的，想象中的佛學定是由神秘的咒語構成。劉先生告訴我，佛學中有相當多的文獻涉及到嚴密的邏輯；在辯經(jīng)中，邏輯思維是重要的能力；唐僧――玄奘不僅是翻譯家，而且也是一位辯經(jīng)高手。

說到辯經(jīng)，在這里還想多寫幾句。祖父當年在倡導從佛教文獻整理和學說研究入手形成康區(qū)新的文化基礎時，對辯經(jīng)給予了特殊的重視?？挡胤鸾逃修q經(jīng)傳統(tǒng)，當時在康區(qū)也設有辯論場，名為“講扯里”。在祖父制定的宗教政策中，提出要利用辯論場并“獎勵辯論”。為何如此？祖父有如下說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