該周刊以特征描述的方式，做出了解答: 他們是具有學術背景和專業(yè)素質的知識者；他們是進言社會并參與公共事務的行動者；他們是具有批判精神和道義擔當?shù)睦硐胝摺?/p>

在此之前，英國《前景》雜志曾評選出“100位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他們的入選標準是波斯納式的，而非《南方人物周刊》式的，他們只要求入選者具備兩個條件: 活著，而且活躍?；钴S的內(nèi)涵是，憑借專業(yè)領域內(nèi)的卓越聲望，不分專業(yè)內(nèi)外，指點江山，激揚文字，影響公共生活。

我們尚不知道被定義為官方媒體的上海某報對英國《前景》雜志的態(tài)度，對他們搗鼓出的公共知識分子的評選是贊同，還是反對，我所知道的是，該報以評論員文章的形式，不點名地駁斥了“我們的雜志”所詮釋的公共知識分子的概念，并斥之為效顰之作。雖然他們覺得類似概念只是“不能影響社會輿論主調(diào)”的一點“噪音和雜音”，但是，決意透過現(xiàn)象看本質的評論員文章仍然嚴肅批評道: 公共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提出，實質是離間知識分子與黨、與人民大眾的關系。

盡管喜歡以集體署名方式撰寫評論員文章的上海某報，并未點明“我們的雜志”是哪家雜志，我身邊的讀者還是不容置疑地將之理解為《南方人物周刊》。當時，該周刊創(chuàng)刊不足半年，無論是發(fā)行量和輿論影響力都小得很，人們懷疑，上海某報的評論員文章，以及諸多轉載該文的官方媒體，客觀上幫扶了《南方人物周刊》的發(fā)行量和影響力，增進了公共知識分子這一概念的傳播。

這樣的懷疑是否對應一個肯定的結論，我不得而知。倘若真的是這樣，倒與波斯納對公共知識分子的批評有異曲同工之妙。他的《公共知識分子》，對公共知識分子的贊譽遠遠少于批評，但被批評的那個群體卻因之更為時髦，更為走俏。

秦暉教授家的茶水

在媒體和學者構筑的市場關系中，媒體是需方，學者是供方。沒有媒體旺盛的市場需求，就不會有公共知識分子這個群體在中國的誕生。

2000年夏天的某一個午后，我去清華大學采訪秦暉老師，那時候，秦暉老師的名氣還局限于小圈子，成就他的名聲的是專業(yè)著作，而非新聞媒體。

倒了兩路公共汽車，終于找到了秦暉老師的家，說了半個多小時，口渴得不得了，我很想要杯水喝，可是，我不好意思開口，怕打攪了他。

我已經(jīng)記不得我是因為什么而采訪他，只記得他當時跟我說過，有些記者采訪他，最后不僅沒有形成專訪，甚至還在文章中隱匿了他的名字，只是籠統(tǒng)地將他的觀點寫進報道。

天啊，這不是觀點的剽竊么？我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