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內，一個學者，伏案寫作，或叼著煙斗在一排排書架間徘徊；窗外，一個少年，放學途中每日被這燈光吸引，自問：我長大后會不會也有這么一間書房。

少年日后成名，他叫蕭乾；而學者當年是負盛名的大知識分子，如今卻淡出了人們的記憶，他叫陶孟和。

那是上世紀20年代初期，陶孟和在北京大學擔任教授。此前留學英倫，1912年他20余歲時，便與同學梁宇皋搜集資料用英文編寫了《中國鄉(xiāng)村與城鎮(zhèn)生活》一書，被稱為中國社會學的開山之作。

“五四”運動前一年，陶孟和在《新青年》上撰文倡導“社會調查”，宣稱：“我向來抱著一種宏愿，要把中國社會的各方面，全調查一番：一則可以知道吾國社會的好處，例如家庭生活種種事情，婚喪祭祀種種制度，凡是使人民全體生活良善之點，皆應保存；一則可以尋出吾國社會上種種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發(fā)達之點，當講求改良的方法?！?

八十余年后，有人重新記起此文，并把它貼到社會學論壇上，稱“此文值得一讀，發(fā)表于1918年，恐怕是近代最早的農村社會經濟調查的文獻”。

陶孟和曾主持創(chuàng)建北平社會調查所，后與中央研究院社會科學研究所合并，由他長期擔任所長。該所進行的一系列研究，蜚聲海內外。

1949年后，陶孟和出任中國科學院副院長。名義上，這個職位和他此前的學術聲望是相稱的，然局內人日后回憶：陶孟和是文科，解放后不興文科，他在科學院沒多少實際的工作（管出版、圖書），開會也可以不叫他來。

研究者發(fā)現，年過六旬的陶孟和雖是科學院的副院長，卻是一個“可有可無不尷不尬”的人物，這從當時某實權人物的回憶中可以看出：“在科學院工作時期，我們相處得十分融洽，科學院的重大事項，郭老（郭沫若）、李老（李四光）、竺老（竺可楨）、范老（范文瀾）和我都事先交換意見，統(tǒng)一思想，然后再交院務會議通過。”按說陶孟和也是副院長，但卻不在“事先交換意見”之列。

更根本性的打擊來自，上世紀50年代后，整個社會學被作為“政治上不正確”的專業(yè)予以取消，科學院的社會學所也被改為經濟所。據說，此后陶孟和顯得很消沉，幾乎“隨之銷聲匿跡”。

關注過陶孟和的學者智效民這樣評說：“一個德高望重的學者，到頭來居然連安身立命的專業(yè)都保不住，其內心的痛苦和精神上所受的打擊可想而知?！?

近十余年知識界風尚，社會學漸成一門“顯學”。然而風氣之遷移，卻更像是斷裂后的重生，而非承續(xù)中的進化。

在這一點上，著名邏輯學家金岳霖晚年的一番話可算看走了眼?！疤彰虾拖壬俏业睦吓笥眩髞硗野l(fā)生了矛盾，但是，那是個人之間的小事，作為有大影響的知識分子，他是為當時的人所欽佩，也是應該為后世的人所紀念的。”

如今，遍查北京大學圖書館和國家圖書館的館藏目錄，“陶孟和”名下的十數條書目，均是他上世紀二三十年代印行的舊本。1949年后，他非但沒有新著，甚至也沒有再版過其舊著。民國大家之中，此種境遇，可謂“悲涼”，或謂“蹊蹺”。

抗戰(zhàn)勝利60周年之際，關于陶孟和，有一點是切切值得紀念的。從專業(yè)出發(fā)，他對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交戰(zhàn)各方的損失估計和談判情況相當了解，所以當抗戰(zhàn)中社會學所困于四川李莊時，他提出戰(zhàn)時經濟研究和損失估計務必早日進行，以便為日后談判賠償問題提供資料。據此，社會學所進行了大量艱苦的專題研究。

雖然1972年中國政府放棄了對日本的戰(zhàn)爭賠償要求，但正如研究李莊學術史的作家岱峻所言，當時畢竟開展了一項很有預見性的工作，“放棄也是一種權利，陶孟和們工作的意義在于，讓我們知道放棄了什么和放棄了多少。”

智效民曾寫過一篇文章紀念陶孟和。文末引用陶孟和早在上世紀30年代的一段文字，叫做《我們小民的希望》，以一個社會學家的立場向當權者提出三項要求：一是尊重生命，二是尊重財產，三是尊重人格。

有人在網上見到這篇紀念文章，感慨于所引陶孟和數十年前的呼吁，跟帖曰：“我們小民尊重這希望?！?/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