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知識分子與工農群眾的結合，是中國共產(chǎn)黨人自始即有的傳統(tǒng)，還在中國共產(chǎn)黨成立前夕，李大釗即撰寫了《青年與農村》一文，正確地認識到中國是一個農業(yè)國，農民問題乃國民全體問題的關鍵，認為“要想把現(xiàn)代的新文明，從根底輸入到社會里面，非把知識階級與勞工階級打成一片不可”，并發(fā)出“青年呵！速向農村去吧！”的口號。[49]當時，許多具有初步共產(chǎn)主義思想的人和北大的一部分學生用實際行動響應了李大釗的號召，走上了“與勞工階級聯(lián)合”的道路。美國學者莫里斯·邁斯納認為，“青年知識分子與農民的聯(lián)合，對于造成五四時代的高昂的革命氣氛，產(chǎn)生了不容低估的影響”，《青年與農村》一文的問世，“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拓荒者的嘗試?！边@種“嘗試”，成為后來中國共產(chǎn)黨人從五四運動那里所繼承的一筆寶貴的思想遺產(chǎn)。[50]

在中國現(xiàn)代政治領袖中，對知識分子與工農相結合的重要性的強調，毛澤東堪稱第一人，這是他對中國革命的獨特貢獻。它主要地源自他對五四運動缺點的檢討和超越，同時與他對中國革命實踐經(jīng)驗的總結也是分不開的。關于構成毛澤東思想重要內容的新民主主義論與五四運動的淵源關系，周策縱教授作了正確的揭示：“毛澤東是被這個運動所喚起而開始其政治生涯的。從一開始，他就抓住和利用了這場學生和新文化運動對社會政治和經(jīng)濟方面的影響。他的主要理論即‘新民主主義’論的形成就有可能受到了他從五四運動所得經(jīng)驗和對之所作的解釋的影響?！盵51]因此，研究毛澤東思想，特別是研究他的新民主主義論，以毛澤東對五四的解讀為切入點，不失為一個明智的選擇。

（二）革命語境下的五四解讀模式

作為直接受《新青年》影響，并在新文化哺育下成長起來的勇猛的文化斗士和中國第一代創(chuàng)造式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在毛澤東長達數(shù)十年的革命生涯和政治斗爭實踐中，逐漸形成了淡化啟蒙色彩、張揚革命性因素的五四情結。他對五四的解讀模式，既是辯證的，又是歷史主義的，其價值指向均服務于現(xiàn)實政治斗爭的需要。

毛澤東習慣于把五四運動說成是中國現(xiàn)代史分期上的一個分界線和中國共產(chǎn)黨政治生涯的發(fā)端，因而十分關注五四的性質、五四的領導者和五四對中國革命的影響等問題。他從國際形勢的發(fā)展這一宏闊背景下來考察五四運動，認為“五四運動是在當時世界革命的號召之下，是在俄國革命號召之下，是在列寧號召之下發(fā)生的?！钱敃r無產(chǎn)階級世界革命的一部分?！盵52]

毛澤東五四觀的提出，不僅意味著在意識形態(tài)層面上對五四解釋話語權力的把握，也預示了其革命話語方式的基本原則支配五四評論與研究主流方向的開拓。研究毛澤東的五四觀，對研究后數(shù)十年的五四評論與研究具有關鍵性的意義。

五四既可被看作反帝反封建的愛國主義運動，亦可被理解為以“科學”與“民主”為主旨的思想啟蒙運動，但兩者畢竟在社會關懷的取向上和價值意義上存在著明顯的差異。正因為五四自身存在著不同方面的歷史價值，使得后來人們在闡釋五四精神時，不免會歧義互見、各執(zhí)己說。尤其在某種具體歷史條件下，無論是對政治前程的期望，還是對文化理想的追尋，對五四這一歷史文本的解讀，往往要受制于現(xiàn)實環(huán)境的影響，結論也會呈現(xiàn)出某種語境下的特殊色彩。在毛澤東對五四評論的整體性結構中，五四是被置于革命語境中談論著，以革命話語方式闡釋五四的性質與意義，是毛澤東五四觀的基本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