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視陳獨秀為與蔣介石一樣的反面教員，是不可救藥的反動派。

1956年8月30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上講話，在講到壞事也有教育、借鑒作用時說：壞事也算一種經驗，“我們就有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這些人，他們是我們的教員。此外，我們還有別的教員。在國內來說，最好的教員是蔣介石?！盵82]這里說的“教員”是指“反面教員”。其實，早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之初、中共面臨國民黨發(fā)動內戰(zhàn)的時代背景下，毛澤東即已將陳獨秀視作“反面教員”，他在《抗日戰(zhàn)爭勝利后的時局和我們的方針》一文中指出：“我們當了人民的代表，必須代表得好，不要像陳獨秀。陳獨秀對于反革命向人民的進攻，不是采取針鋒相對、寸土必爭的方針，結果在一九二七年的幾個月內，把人民已經取得的權利統(tǒng)統(tǒng)喪失干凈。這一次我們就要注意。我們和陳獨秀的方針絕不相同，任何騙人的東西都騙不了我們?！盵83]不過，此時的毛澤東，尚沒有將陳獨秀與蔣介石相提并論。我們認為，可以把陳獨秀看作是犯過嚴重錯誤的“反面教員”，但他決不是和蔣介石一樣的反面教員。我們黨和陳獨秀的分歧，應視為革命陣營內部的不同意見的分歧，情況較為復雜，不能把陳獨秀當作階級敵人看待。毛澤東雖然把王明、李立三和陳獨秀、張國燾都當作是反面教員，但還是把王明、李立三同陳獨秀、張國燾區(qū)別開來，而把陳、張看作和蔣介石、希特勒一樣的反動派。毛澤東認為王、李是屬于犯思想錯誤的人，“我們對待這種犯思想錯誤的人，跟對待反革命分子和分裂派（像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饒漱石那些人）有區(qū)別?！盵84] “對待犯錯誤的同志，第一要斗爭，第二還要幫助。對待另一種人就不同了。像托洛茨基那種人，像中國的陳獨秀、張國燾、高崗那種人，對他們無法采取幫助態(tài)度，因為他們不可救藥。還有像希特勒、蔣介石、沙皇，也是無可救藥，只能打倒?！盵85]

毛澤東之所以在建國后的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對陳獨秀進行全盤否定，原因在于他本人業(yè)已確立在中國共產黨內至高無上的地位，隨著國內外斗爭形勢的日趨嚴峻，毛澤東已聽不得別人的意見和批評，在很多問題上一意孤行，極左思想逐漸泛濫。1957年前后，是毛澤東抓階級斗爭最專心的時期之一，此時的他，已不再習慣于對陳獨秀的歷史作用作辯證的分析，而是一棍子將其打倒在地，多次在不同場合宣布陳獨秀是一個不可救藥的人，是黨內的大“叛徒”，是我們的敵人和反面教員，對陳獨秀以少數壓多數的家長制統(tǒng)治仍刻骨不忘。與時同時，由于黨內高崗、饒漱石等人陰謀分裂黨，更加引起毛澤東的警惕。為防止資本主義的復辟，毛澤東重新舉起階級斗爭和反“右”的旗幟。歷史地看，毛澤東對陳獨秀的全盤否定并不是孤立的現象，聯(lián)系他對梁漱溟、胡適、胡風集團等知識分子，以及對黨內高層劉少奇、鄧小平等的批判，可以發(fā)現，毛澤東晚年對陳獨秀的態(tài)度只是斗爭策略的轉變，是其“左傾”思想的一方面的體現。由于陳獨秀在大革命時期所犯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以及作為中國“托派”首領的背景，在當時斗爭形勢十分復雜的歷史條件和時代背景下，將曾經犯過嚴重錯誤的黨的創(chuàng)始人陳獨秀作為反“右”的重要工具，作為斗爭的重要素材，作為我黨的反面教員，對于毛澤東而言是順理成章的事，因為這樣更易達到毛澤東預想的批判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