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然國內最大的黨派無心也無力領導中國革命，時代呼喚另一個強有力的政黨產生。早期共產黨人蔡和森曾指出，中國共產黨的誕生正是對中國國民黨無心和無力治理國事的一種強烈回應。1919年的五四反帝愛國運動是辛亥革命后民族覺醒的表現(xiàn)，可是，“國民黨站在以外不聞不問。而這證明國民黨是不能領導革命了?！边@時，孫中山“只注意護法，使革命運動愈走愈狹隘，而只注意軍事及廣東了，對宣傳組織民眾往往是不注意的。一個革命的政黨在革命的高潮中完全不能領導，可見他快要死亡了。這就有利于新的政黨的產生，中國革命需要組織各派力量以反對帝國主義而引導革命的黨了。所以中國共產黨誕生了?！盵9]雖然蔡和森撇開經濟發(fā)展、時代背景和階級基礎來解釋中國共產黨的誕生過于簡單，宣稱國民黨“快要死亡了”也有異黨相輕之嫌，但誰也不能否認，當五四運動何去何從的關鍵時刻，國民黨淡漠國事是中國共產黨應運而生的一個重要原因。少年中國學會發(fā)起人之一的王光祈在1918年6月30日發(fā)表的“本會發(fā)起之旨趣及其經過情況”中也指出：“本會同人何為而發(fā)起斯會乎？蓋以國中一切黨系皆不足有為，過去人物之使人絕望，本會同人固欲集合全國青年，為國創(chuàng)造新生命，為東亞辟一新紀元。”[10]少年中國學會發(fā)起的背景及團體組織之宗旨，恰好說明前五四時期孫中山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無所作為、不能贏得國人的信任，不失為蔡和森共產黨誕生說的一個旁證。

如果說蔡、王二氏黨團色彩比較鮮明，對孫中山的評價易欠客觀公允的話，那么，無任何黨團背景的曹聚仁的評述當是值得重視的。曹氏指出：

其實，領導五四運動的文化人，并沒有一個是屬于國民黨的；而且，孫中山本人，就主張保持舊文體，不十分贊成白話文的，和《新青年》派的反封建觀點是相反的。站在新文化運動的激進線上，研究系梁啟超派所創(chuàng)辦的《晨報》，和上?！稌r事新報》的《學燈》，其在文化上所盡的大力，遠在國民黨的上?！睹駠請蟆返摹队X悟》之上。[11]

無獨有偶，20年代初期，在中國政治運動中曾有過舉足輕重地位的蘇聯(lián)駐中國代表馬林，也有與曹聚仁相近的看法，只是曹聚仁側重于孫中山與五四思想文化建設方面，而馬林側重于孫中山與工商學界愛國救亡運動方面。馬林在1923年撰寫的一篇文章中寫道：

當愛國精神表現(xiàn)的時候，當國民革命發(fā)達的時候，我們看不見辛亥革命的國民黨。例如：民國八年（1919年）學生大運動的時候國民黨在什么地方？民國四年（1915年）反對日本二十一條要求運動中，有沒有國民黨？很可以舉許多例來指出國民黨在學生會、商會和別種團體對列強屈辱中國做示威運動的時候，沒有能在其中指導和促進。無怪乎五四運動的學生把國民黨忘掉，去年北京雙十節(jié)紀念在中央公園開會，學生工人到者數(shù)千人，連創(chuàng)造民國的國民黨的名字也沒有提起。國民黨所以不能得五四學生運動的領袖，不是沒有理由的。[12]

馬林的看法應是基于一種從大處著眼的冷靜觀察，相當程度上反映了歷史的真實。

1918年5月，孫中山因不滿非常國會對軍政府的改組，憤而辭去大元帥職，并離開廣東于6月間抵達上海。在此后的一段時間內，孫中山遠離五四運動的中心北京，他主要致力于理論著述，以喚起新的革命運動，因而與代表革新勢力的學界的聯(lián)系自然較少。1919年五四學生愛國運動爆發(fā)前，孫中山與陳獨秀、李大釗等五四激進人士未謀一面，就頗能說明問題。在前五四時期，無論是在政治、軍事，還是黨務方面，孫中山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均處于一個低潮階段，孫中山對五四運動及運動中表現(xiàn)出來的新興力量，不僅不能作有效的指導，甚至呈現(xiàn)了疏離的現(xiàn)象，并未凸現(xiàn)出作為一個政黨的組織與作用。由現(xiàn)今孫中山留下的文字來看，1919年5月4日前，他對五四運動和新文化運動并沒有太多公開的積極支持?？梢?，孫中山前五四運動時期只是五四運動的旁觀者，而非領導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