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文學的正統(tǒng)上，小說與戲曲都不能登大雅之堂，朱執(zhí)信站在胡適一邊，為白話小說的地位鳴不平，他不僅贊成白話文、白話詩，而且贊成白話小說。他在《建設》雜志創(chuàng)刊號上發(fā)表過一篇《超兒》的白話短篇小說，用簡潔對話方式，生動地說明了“欲支配人者，人恒支配之”的哲理。值得注意的是，這篇小說是《建設》雜志唯一的一篇白話小說，也是朱執(zhí)信唯一的一篇小說，朱執(zhí)信本人更是“建設社”社員在新文化運動時期發(fā)表白話小說的唯一一人。以一位古典文學修養(yǎng)深厚的革命理論家，在新文化運動期間參與文學革命，倡論白話文，發(fā)表語體詩、白話小說，其勇于迎接時代潮流，獨辟蹊徑，自成一格，可謂難能可貴。

五四新文化運動的基本價值祈向是反封建傳統(tǒng)，提倡現(xiàn)代人格，婦女問題自然是新文化運動的應有之義。中國自古即有“女子無才便是德”、“男尊女卑”、“三綱五常”及“三從四德”等道德觀念，這一切把中國婦女拘束得變成了男人的附屬品，沒有自己的獨立人格和社會地位。1919年，北京女高師一女學生名叫李超，因被過繼的哥哥侵占先人的遺產(chǎn)不能續(xù)學而病死，這一事件引起熱心于女權運動的新文化界的強烈關注。進步人士專門為李超女士召開了一次追悼大會，蔡元培、陳獨秀、胡適、李大釗等親赴追悼會并發(fā)表演說，控訴封建制度，為女子享有與男子同等的財產(chǎn)繼承權和受教育權而呼喊，胡適還破天荒地為這位素不相識的可憐女學生作了一篇長傳，宣言女子可以為后，也應當承襲財產(chǎn)。朱執(zhí)信等革命黨人，是女權運動的熱心倡導者，自然對婦女地位的提高寄予莫大的關切。他發(fā)表《女學生應該承襲的財產(chǎn)》一文，以呼應胡適《李超傳》中的見解。他在文章中指出，僅僅主張女子可以為后，女子應當可以承襲財產(chǎn)，尚不算把準脈心，問題的根核在于私有財產(chǎn)制和封建家族制度，根本上國民不論男女，不管貧富都應該受到免費教育，使千金小姐與貧窮女工一樣的受到國家的照顧。[38]不僅如此，朱執(zhí)信還把女子解放與男子解放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這是社會解放過程中一體之兩面，光表面上的夫權、同居權、撫養(yǎng)權等解決是不夠的，“一定要把平日的生活和婚姻制度相連的━━性欲、孕育、家事━━諸男女分功［工］問題，一一能下解決，始能算解放”，女子解放與男子解放是同一件事情。[39]

（三）反對“以暴易暴”式的偶像破壞論

五四新文化運動從本質(zhì)上看是一場思想啟蒙運動，化神奇為腐朽、由神圣走向世俗化是其內(nèi)在理路。世俗化作為現(xiàn)代社會的基本特征之一，是由科學發(fā)展的結果，它主張破除詭秘，掃除盲目的權威與偶像崇拜，而走向實證與理性?？茖W與民主是新文化運動的兩大旗幟，持科學的態(tài)度，就很自然的會導向權威與偶像的打破論。所不同的是，五四時期激進的知識分子在打倒歷史地形成的權威與偶像時，不自覺地用自己的手塑造了新的權威與偶像，他們“科學”與“民主”的口號喊得震天響，但喊口號者的一些做法卻是非科學、非民主的。如陳獨秀確信文學革命的方向是正確的，容不下任何批評、反對白話文學的主張，說什么“必不容反對者有討論之余地，必以吾輩所主張者為絕對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盵40]又如，陳獨秀、胡適等新思潮的領袖們在反封建的同時，以“偶像破壞者”的姿態(tài)，向傳統(tǒng)、神圣、權威發(fā)出了挑戰(zhàn)，在高揚科學價值，反對玄學和封建迷信的同時，對科學的認識功能和社會功能竭盡美化之能事，主張科學的方法是萬能的，讓科學在一切領域里當權，從而導致科學萬能論，最終走向了科學的反面。我們絕不懷疑五四新一代知識分子追求科學、崇尚科學的誠心，在意識層面上，他們是科學理性的堅定捍衛(wèi)者，這是確實的，但在行為層面上，他們大多是浪漫主義者，與真正的科學精神相去甚遠。對于五四知識分子諸如此類的“兩歧性”，海外學者余英時有過精彩的揭示。他指出：“就思想而言，五四實在是個矛盾的時代：表面上它是一個強調(diào)科學，推崇理性的時代，而實際上它卻是一個熱血沸騰、情緒激蕩的時代，表面上五四是以西方啟蒙運動主知主義為楷模，而骨子里它卻帶有強烈的浪漫主義色彩。一方面五四知識分子詛咒宗教，反對偶像；另一方面，他們卻極需偶像和信念來滿足他們內(nèi)心的饑渴。”[41]從這段二律背反式的評論中，我們尤其能體會到朱執(zhí)信見解的可貴。他沒有因強調(diào)科學理性而導向科學崇拜，沒有因批判傳統(tǒng)而滑入浪漫主義或全盤西化，其反對“以暴易暴”式的偶像破壞論，恰似對五四知識分子“兩歧性”的救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