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戶人家的主持者悄然聚于一間茅屋里面。在這個時候，他們是人民公社制度中最基層的一個集體，叫作生產隊，共同擁有五百一十七畝耕地和十頭牛。隊長嚴俊昌在當村嚴姓居民中有著類于家長的位置，又具有秉公處置家族沖突和鄰里糾紛的品質，雖不識字，卻有相當?shù)耐?。另一個名叫嚴宏昌的年輕人，為嚴俊昌的堂弟，也是村民中惟一讀過中學、識得幾個字的人，所以在幾天前被眾人推舉為副隊長。此人大耳大嘴，高顴高鼻，其面相與他的那位同鄉(xiāng)，也即六百多年前橫掃天下開創(chuàng)大明王朝的明太祖朱元璋很有相似之處。眼下，嚴氏兄弟望著治下這一群貧下中農，破衣爛襖，饑腸轆轆，一個個全是窮途末路的模樣，憑著一點點的知識和直覺，他們對這個集體已經信心全無。二十多年前，也即五十年代初期，這個集體尚未成立的時候，他們都還是孩子，那時小村也窮，但還不至窮到用勒緊褲腰帶的辦法來忍饑挨餓。嚴氏兄弟永遠記得，那是他們的村子最興旺的時候。此后，由公社化而為大躍進，由學大寨而為大批判，小村風風火火，慘慘凄凄，尤以“大躍進”以后那三年的慘淡刻骨銘心。全村數(shù)月無糧，父老百姓食盡糠麩、樹皮、草根、棉籽，最后竟是無可果腹。一百七十五條人命，十死其三，僥幸活著的大都四下逃生，只剩滿村殘垣斷壁，蒿棘叢生，三十九個人和一頭牛。嚴宏昌劫后余生，竟然還能讀幾年書，只不過，驚魂依舊難定，而且越讀越驚。這個農民用他所學到的最簡單的加減法即可計算出，二十年人民公社，他的小崗減少了半數(shù)人口、半數(shù)耕地以及三分之二的牲口，每一個人每年產出的糧食則由五百公斤減至五十公斤。

即使憑著簡單的直覺，嚴氏兄弟也可以對黨的干部們把饑荒歸咎于自然災害表示懷疑：就算“老天爺”連年地故意刁難，何以自從人民公社的大旗在小崗招展起來，這塊土地上長出的東西就從沒有讓人吃飽過肚子？！

政府每年盡其行政的手段賑濟饑民，力使“三年悲劇”不至再現(xiàn)。但逢救濟糧到，干部三吆四喝，社員端盆舉碗，一致地翹首引頸，其情景猶如舊時豪門的開倉放糧，令他們經久不會忘記。所不同者，豪門放賑在于市恩養(yǎng)威，所以總歸大喊大叫。今天黨的干部則口口聲聲帶領農民走過“社會主義橋梁”進入“共產主義天堂”，“天堂”里面食不果腹不能算作光彩。因之，無論運來多少糧款，總是不肯聲張。直到1979年底，也即對于人民公社的失望情緒已在中國大部地區(qū)公開彌漫起來的時候，小崗的上級鳳陽縣委才敢于公布這本賬目：1966年到1978年，總計一百五十六個月里，這個小小的村莊有八十七個月靠救濟度過?？傆嫵匀ゾ葷Z十一萬四千公斤，比他們自己生產的糧食多出三分之一；花去救濟錢一萬五千元，比他們自己掙的錢多出十分之一。

即使如此，仍是不足為濟。

每臨秋冬時節(jié)，小村家家閉門堵戶，老幼相攜，在他鄉(xiāng)乞討。農家人淪為乞丐，在講究名節(jié)的漢民族中，原是羞于見人的事，無奈生活所迫，且年復一年，人們漸以為常，凡能行走者大半離家行乞，竟至成群結隊，步履遍及淮北江南。

到了1978年的12月，在外人眼里，他們仍然是幸福的人民公社社員。一位女高音在村子邊上高高挑起的大喇叭里，用輕快的調子唱道：

公社是棵長青藤，

社員都是藤上的瓜，

瓜兒連著藤，

藤兒牽著瓜，

藤兒越肥瓜越甜，

藤兒越壯瓜越大。

……

姑娘不知疲倦地唱了十幾年，嚴氏兄弟及其家鄉(xiāng)父老最初聽到這首歌時的激動卻早已蕩然無存。他們即使再愚昧也會發(fā)現(xiàn)，說公社是一根把大家連在一起的“藤”，倒不是騙人的，可是，作為公社的社員，他們似乎永遠也不會成為甜蜜的“瓜”，而只不過是一個乞丐。以今日衡當初，究竟是公社養(yǎng)活了小崗，還是公社剝奪了小崗？

實際上，對于這群叫花子來說，諸如此類的疑問還過于深奧難測，這要留待他們吃飽肚子之后才有余力來回答。在當日他們所想的至為簡單，那便是不再做一個叫花子而能自己養(yǎng)活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