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永貴是大寨經驗的創(chuàng)造者，中國農民心目中的英雄，又是國務院掌管全國農業(yè)的副總理。充當這樣一個角色，自是名正言順。他的報告旨在發(fā)動億萬農民開展一場大批判運動，其基本的精神是打擊“四人幫”。陳永貴用一種地道的大寨口音加上他的特有的高腔調，對聽眾說道：

“四人幫”干擾破壞學大寨，普及大寨縣運動，罪行累累，鐵證如山。他們反對大批修正主義，反對大批資本主義，反對大干社會主義，妄圖砍掉大寨紅旗。這個“三反一砍”的要害，就是篡黨奪權，改變黨的基本路線，復辟資本主義。（1976年12月24日《人民日報》。

他巧妙地將大寨紅旗與捍衛(wèi)黨的權力，以及確保中國不會復辟資本主義連接在一起，其突破口雖然狹窄，卻頗具煽動的力量。大寨是在山西省中部群山包圍著的一個小村，僻壤窮鄉(xiāng)，不過百余戶人家，然而，關于它的故事，在當代中國農村歷史上，差不多是持續(xù)了二十年之久的主旋律。其間大起大落，大悲大喜，我們后面還要更多地涉及?，F(xiàn)在，會議大廳之中，陳永貴的聽眾幾乎全部是在學大寨的運動中涌現(xiàn)出來的模范，且由此獲得權力與利益。如果沒有農業(yè)學大寨的運動，可以肯定他們之中大部分人根本不會有現(xiàn)在的地位，甚至沒有資格進入這座輝煌顯赫的殿堂。僅僅這一點也足以激起他們對“三反一砍”的“四人幫”的深仇大恨，完全顧不上捫心自問，一個小小的村莊是否具有拯救全國全黨的神通？

陳永貴肯定相信他的大寨具有這樣的神通，他不正是從這個小村走出來的嗎？他的報告洋洋數(shù)萬言，其間意識形態(tài)色彩仍居有獨特的主導地位。但這場大批判并不僅僅為了意識形態(tài)的目的而設計，計劃搞這場運動，與其說是批判“四人幫”，倒不如說是在農村中造成一種心理氣氛，以便把已經形成的一切繼續(xù)下去。陳以云、貴、川、閩、浙、贛六省為例，述說那里由于“四人幫”的阻止而令學大寨的運動夭折，以至貧下中農受氣，階級敵人高興。這六省在中國由東南到西南占據(jù)了五分之一的版圖，如此廣大的地區(qū)發(fā)生了問題，可見事關重大。所以，陳便以一敵一地提出“三大一高”來對付“三反一砍”，也即堅持大批修正主義，大批資本主義，大于社會主義，更高地舉起大寨紅旗。五天之后，華國鋒接著陳的話頭說：“這是關系全局的大事，它將極大地促進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蓬勃發(fā)展?！?/p>

這等于是為今后的農村工作方針定下了主調。

按照華國鋒對八億農民的要求，在即將到來的1977年，他們并不是要籌劃“包產到戶”，甚至沒有必要顧及填飽肚子的問題，而是要將精力集中于一場揭發(fā)批判“四人幫”的“政治大革命”，他借用毛澤東對付日本人和蔣介石的一句名言，說這是“大打一場人民戰(zhàn)爭”。

華國鋒把他的意識形態(tài)領域的“人民戰(zhàn)爭”細致地分為四個戰(zhàn)役，并且計劃至少用一年的時間來實現(xiàn)他的勝利。（1976年12月28日《人民日報》。）不過，他此時沒有想到，隨著江青和她的同黨的失敗，意識形態(tài)的爭斗在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已經黯然失色，在普通人中間也只剩下一種厭惡，不會再有崇高的激情。他更不會料到，兩個月后他發(fā)明的“兩個凡是”，在新一代領導中間引起第一次重大分裂，使眼前這場意識形態(tài)運動的實際進程與設計之間，形成極大差異。這是后話?，F(xiàn)在，華國鋒的動員立竿見影，五千名代表連夜學習，連夜批判，把北京大大小小的賓館里糊滿了大字報。中共最有權威的報紙《人民日報》，在它的版面上用詩一樣的語言描述了當時的氣象：

怒火，在代表們心里熊熊燃燒！

仇恨，在代表們胸中翻滾激蕩！

來自祖國各地的五千名代表，

同仇敵愾上戰(zhàn)場，

萬炮齊轟“四人幫”。

這種充滿感情色彩的指斥與聲討，至多只能造成一種心理上的氣氛，而于理性的判斷則要大打折扣。但對華國鋒來說，僅僅有這些也就夠了。不過，事情還是出了一點麻煩。經過二十年政治上的劃線站隊，中國人的心態(tài)已如條件反射，每有風吹草動，先自分開陣營。這時候也就有人提出“四人幫”是左派還是右派的問題。這個問題在中國政治舞臺上曾經出現(xiàn)過一次，那是1971年9月林彪垮臺之后，由毛澤東率領的對林彪的批判。當日對于林彪是左派還是右派的問題，曾經議論紛紛了好大一陣，不得不由毛澤東出面作出最后的裁決。毛澤東用一種不容置疑的威嚴說道，林彪形“左”而實右，是極右。僅僅這一句話便將左派林彪趕出了左派的陣營?，F(xiàn)在，同樣的命運落在另一群左派身上，而毛澤東逝世已有三月，事情只能由華國鋒來作了結。這一來，便誘使他犯了一個致命的錯誤。華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