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以后以喜劇方式在全國上演的包產到戶，現在則進入了悲劇的高潮。1958年2月21日，永嘉淹沒在標語、漫畫、口號和大字報的海洋中。包產到戶和它的倡導者們受到公開的審判。在中國，這是結束其政治生命的最有效的方式。

李云河是當然的右派分子，開除黨籍，撤銷職務，勞動改造；

戴潔天成了右派和反革命雙料罪犯，押回原籍管制，舉家遣往農村；

李桂茂雖然中途勒馬，反戈一擊，亦屬中右分子，撤銷一切職務，降低三級工資。

永嘉縣農村工作部支持“燎原”的錯誤也不容姑息，予以取締。部長韓洪昌、副部長呂克熙與周祥千、局長胡宣哲，均為右派，秘書潘長平罪行稍輕，為壞分子。這些人一律撤職、降薪、勞動教養(yǎng)。二百多農民被當村批判，二十多人被判刑收監(jiān)。其中一人刑期二十年，未及期滿即死于獄中。他叫徐適存，罪名為“破壞合作化”，其事實的根據是他在群眾大會上公然呼喊“包產到戶就是好”。

“燎原事件”遺留下來的“右派集團”，從此四分五裂，很快便被遺忘，即使今天亦鮮為人知。就數量而言，這些人在當日五十五萬右派中不過是滄海一粟。然而它卻包含著與其他千萬沉冤不同的意味：合作化在它歷程的起點上便埋葬了走向光明的契機，所以它在戰(zhàn)勝了它的敵人的同時，也在走向自己的墳墓。

這個事件的結局，還醞釀了中國此后歷史的一個基點，即以意識形態(tài)的判斷來取代經濟問題上的不同探索，以專政的高壓迫使人們保持思想統(tǒng)一。值得注意的是，所有當事人中，并無一人可以自詡當日在沉舟側畔保持了徹底的高風亮節(jié)。他們都多多少少地表現出雙重的品格。最堅定者如李云河，也不得不在報紙上發(fā)表自我責難的文章。李桂茂其人則更值得心理學者加以考究。對于“燎原”的包產到戶，他由猶疑不定轉為堅決支持，繼之又堅決地予以反對和打擊，卻仍不足以自保。然而他在終于落難之時卻把包產到戶的大批資料卷宗珍藏起來，歷經無數抄家游斗顛沛流離仍使之完好無損。有一天，他遇到昔日被他嚴厲批評過的下級戴潔天在監(jiān)視和強制之下勞動，遂駐足觀看。這一來，一幅令人心酸的場面就永遠地印在他的心里，以至三十年后他還如泣如訴地加以描述：“我見到他營養(yǎng)不良，勞動過度，面黃肌瘦，雙手不能舉起，感到他正在死亡線上掙扎，但我又不能伸出援助之手，內心痛苦使我徹夜難眠?！贝鳚嵦齑藭r卻在為了不能向妻子兒女伸出援助之手痛苦難眠。“幼兒四口，嗷嗷待哺，炊煙常斷，啼饑號寒”，他悲憤地寫道，“可憐最是牽衣女，哭訴鄰家飯菜香”。在另一首詩里，戴又表明他的悔過認罪全為被迫之舉，在他的心里則仍然保持著昔日的氣概：“忍將心血埋深土，為待他年有問津。”這表明黨的干部們在特殊年代的復雜心態(tài)。雖然他們中間多數人不得不隨波逐流以求明哲保身，且即使他們敢于直言犯上也不會起到任何作用，但是另外一方面，任何強制性的手段雖可令人俯首就范，卻永遠無法征服其內心世界。

我們國家數千年的歷史演變至今，農民始終生活在社會的最底層。中國共產黨由農民中崛起，但執(zhí)政后面臨的最大問題也正是農民。農民們不通文墨，沒有政治意識和組織的習慣，易于為人煽動，卻又逆來順受。除非淪落到易子相食的地步，總是憚于表達自己的意志。他們屬于簡單的勞動力，但是對于自己的利益卻有著出奇的敏感，其行動常由利益的動機來驅使。他們支持共產黨取得了政權，是因為相信黨能夠給他們以利益。奇怪的是，那么多的黨的官員出身于農民或熟知農民，竟會忽視了這樣一個基本的事實。

1958年l月，當毛澤東的火車開進南寧之時，他就感到有必要修改經濟指標：“15年就要超過英國”，鋼產量還要增加，這些都必須實現。至于下面這個部署，他認為雖有疑問，卻值得一試：一年完成十二年的糧食增產計劃、十一個月消滅文盲、半年實現水利化、麥收以前把全國的老鼠麻雀蒼蠅蚊子全部殺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