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出承諾很容易，但可信承諾則另當別論。Kornai(1986：1705~1706)觀察到：在匈牙利，工匠和小店主都擔心政府沒收，盡管 官方一再宣稱他們的經(jīng)營活動是匈牙利社會主義的永久特征 。 他們中的很多人是短期利益最大化者，對于建立長期信譽或投資于長期固定資產(chǎn)并不感興趣 (1986：1706)。這一點可由以下事實來解釋： 這些人或他們的父輩都經(jīng)歷了40年代財產(chǎn)充公的時期 (Kornai，1986，p 1705)。

但原因不只如此。除了因為有過財產(chǎn)征用的歷史，還因為直到1986年政府結構并未改變，仍是先發(fā)制人進行侵占。政府的聲明只有經(jīng)得起長期考驗或伴隨著可信的不會輕易取消的政治重組后才更加可信。正如一位波蘭企業(yè)家最近所說的那樣： 我不想要昂貴的機器。如果局勢改變，我會被它們纏住。 (Newman，1989，p 37)請注意，在這方面， 如果法律及實施處于一黨制政府的控制之下，那么法律的客觀公正性難以保證 (Berman，1983，p 37)。如果制定法律的君主 不能隨意地制定法律，并且除非他重新制定 依法制定 否則他會受到法律的約束 (Berman，1983：9)，那么法律的可信性才會提高。自我否定的法令，甚至已經(jīng)滲入政治過程的慣性，都有著可承諾的益處(North和Weingast，1989)。

而這些并未體現(xiàn)在東歐和蘇聯(lián)身上，MikhailGorbachev(建議美國公司迅速在蘇聯(lián)投資而不要觀望等待)提議： 現(xiàn)在與我們一起奮斗，參與到我們偉大國家建設中的公司，有著美好的前景 而那些一味等待的公司將來仍然是旁觀者 我們拭目以待 (InternationalHeraldTribune，1990：5)。蘇聯(lián)的領導承諾早行動會得到獎賞而晚行動會受到懲罰，這反映了胡蘿卜加大棒的傳統(tǒng)激勵。它忽視了輕易的行政獨裁是契約風險的源泉。矛盾在于較少的自由度優(yōu)于較大的行政專斷，因為可以通過這種方式得到更多的可信承諾。有效的經(jīng)濟改革要求：要想建立投資者的信心，就要消除違約的可能性。

政府方面缺乏可信承諾，這給私人部門中長期的、固定的、無論是專用性的還是非專用性的投資都帶來了風險。如果長期性、固定性都與資產(chǎn)專用性無關，那么所有類型的私人部門的監(jiān)管交易成本會隨著征用風險的增加而增加。這種情況下，和的值可能變化很小或者不改變?？梢钥隙?，在人們認為征用風險很大的體制下，政府一方將不得不承受較大的長期投資負擔。私人部門的長期投資將偏好那些能走私的資產(chǎn)或是其他可移動資產(chǎn)，例如通常意義上的人力資產(chǎn)(熟練的工人、手工業(yè)者)，如果允許遷居至別國，就可利用人力資產(chǎn)來創(chuàng)造經(jīng)濟價值。

泄密(leakage)。不僅許多產(chǎn)權的價值被政府低估，專門知識和信息的價值也可能被供應商、購買者和競爭對手挪用或浪費。Teece(1986)最近提出這些問題，并連帶探討了 弱的可占用體制 ，這與Arrow(1962)早期關于信息產(chǎn)權的討論相關。如果不能合法保護知識投資，或者如果名義上的保護(如專利)無效，那么(1)事前進行此類投資的激勵會受到削弱；(2)將此類投資置于保護性的治理結構之下的事后激勵增強。正如Teece(1986)所討論的那樣，出于保護的目的，有時會將泄密風險極大的相關生產(chǎn)階段橫向或縱向一體化，行業(yè)秘密保護就是一個例子。

與層級制相比，這里用比較治理成本來解釋弱的可占用性(更大的泄密風險)增加了混合制契約的成本。圖6 1中的市場模式曲線和混合制曲線都因為泄密風險的增加而上移，所以基本保持不變，主要影響集中于k2。當泄密風險增加時，k2的值左移，以至于交易分布傾向于層級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