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討論中，他爭辯說， 即使在效率要求必須采取壟斷的市場中，我們最好還是讓自然經濟力量在反托拉斯政策約束下決定商業(yè)行為和商業(yè)經營 (1969，p 549)。然而他不愿以這種方式解決CATV問題，而是支持在第 部分中討論的市場干預的招標方案。該方案下會產生難以解決的行政管理問題。

結束語(ConcludingRemarks)

1970年前后的CATV特許投標與管制相比，其優(yōu)越性并不明顯。站在抽象的角度運用具體案例對特許投標進行微觀分析，結論不是簡單的好或者不好。簡單的CATV特許投標不僅存在無數交易困難，而且可能形成的用以防范失職或者壟斷行為的制度性基礎機構有很多管制的痕跡。

想必沒有人會反對 正確對待問題的方法是選擇最好的契約類型 (Demsetz，1968，p 68)這一說法。可是我們需要知道如何操作。盡管從靜態(tài)的分配效率來衡量，可以淘汰某幾種簽約模式，例如，把特許權授給愿意一次性支付最多的投標人會使其壟斷利潤資本化。但是，這與把特許權授予出價最低的投標人相比，起碼會暫時出現價格高、服務少的現象。但我認為，更有意義的情形是考察不確定條件下執(zhí)行可選擇契約(alternativecontracts)的效率。與慣常的做法不同，如果要揭示真正的問題，就需要關注交易細節(jié)。此外，因為真實的案例中會采用不同模式的契約，通過分析一個或者多個案例，就可以對抽象的簽約模式的操作特性進行檢驗。當然，一花不成春，僅一個案例分析并不能解決CATV特許投標的問題。我們希望可以進行更多此類的研究。同時，我認為奧克蘭的經歷提供給我們一個研究的機會。如同P T Bauer和A A Walters所述， 各種經濟現象的復雜性、不穩(wěn)定性和局部變動性意味著建立關系或者理解關系需要我們以廣泛的觀察為補充，還意味著調研必須超越統(tǒng)計信息而采用直接觀察和原始資料 (1975，p 12)。第 部分中加利福尼亞奧克蘭的CATV特許投標的案例分析就是按照這個宗旨進行的。簽約問題的復雜性比Demsetz汽車牌照例子的復雜性高出幾個數量級。對特許投標存在不同的理解可能還是會讓人吃驚。

對交易細節(jié)的 適當 水平缺乏明確定義，而且該水平可能隨著環(huán)境變化而不同?？梢酝ㄟ^下面的方法了解交易成本問題：逐漸細化交易細節(jié)，直到契約的問題清晰顯現。然后提問： 在此特定情況下，這些問題是否具有比較制度重要性？

我研究相關的交易現象時發(fā)現將細節(jié)具體到半微觀分析(semimicroanalytic)水平是有益的。因為對于服務，簽訂含有復雜的附帶條件的契約不具備可行性，所以需要評估不完備的長期契約和連續(xù)短期契約(spotcontract)的特性。因為不完備長期契約有很大缺陷，連續(xù)的短期契約存在不確定性和/或扭曲，當無干預的市場活動失敗時，其他自主簽訂契約(autonomouscontracting)的方式顯然值得考慮，管制就是其中之一。

與此相關的是，各種激勵之間存在顯著的規(guī)律性。這幾種激勵是：組織內部勞動力市場的激勵(Williamson，Wachter和Harris，1975)；縱向一體化的激勵(Williamson，1971)和實施管制(或者以行政管理機構取代無干預的市場交易)的激勵。這些非市場或市場干預模式是在周期性市場契約(recurrent market contracting)下產生的。雖然細節(jié)不同，但缺點基本一樣。如果其他文獻中提到的組織失靈架構(organizational failures frame work)具有普遍性，那么這些共同的缺點就會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