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乘佛教的一些形式有著濃厚的魔怪色彩：菩薩和他們的隨從在空中飛行；崇拜者只需重復儀式用語或拜祭被認為的佛陀舍利即可成圣。大乘佛教還構建了一處虔誠教徒將往生的有形天堂的詳情，那里到處都是與涅槃全然不同的似曾相識的樂處。與此相呼應的，是一座由一群魔鬼把持、讓邪惡卑劣者遭受各種各樣可怕折磨的令人毛骨悚然的地獄。我們可以再次把所有這些同基督教從開創(chuàng)初期到中世紀的形式變化進行對比。同基督教一樣，佛教的通俗化，特別是大乘教派之所為，導致繪畫、雕塑和建筑等藝術表現(xiàn)手段的繁榮：不斷翻新的佛陀和他的弟子的漂亮畫像和雕像，還有各式各樣的廟宇，包括大乘佛教國家的寶塔和上座部佛教國家的舍利塔。

傳到中國、西藏、朝鮮和日本的是大乘佛教，因為那時它在印度已占優(yōu)勢。佛教在漢王朝后期經(jīng)由西亞傳入中國，以及漢亡后它的流行普及等內容將在第5章介紹。佛教從中國再傳至西藏和朝鮮，到約公元500年時又從朝鮮傳到日本。起源中國的許多大乘佛教僧侶團體和教派，包括主張禪定修心的神秘主義宗派禪宗也擴散到這兩個國家。在日本，禪宗及其他流派和僧侶團體也盛行起來。日本佛教的發(fā)展，在8世紀日本直接接觸并借鑒唐王朝的時期大大加快，當時日本派遣了很多佛僧前往中國留學。

在日本和朝鮮，佛教藝術也以各種形式繁榮起來。唐王朝后期，約公元840年，朝廷對佛教寺院財富和權力的增長感到憂慮和妒忌，沒收了很大部分，并對佛教采取壓制政策，使其在這個儒教占優(yōu)勢的國家衰退成少數(shù)人，特別是上層階級的宗教。但是，許多非正統(tǒng)佛教宗派在基層群眾（往往處于困難時期）中繁榮起來了，而且婦女在其中可能并確實起過領導作用。這就是中國佛教此后的歷史境遇。但在日本，直至今天，佛教保留了重要得多的地位，它名義上是主要宗教，但實際上大多數(shù)日本人對它的戒律或宗規(guī)并不關心，他們要么完全不信教，要么僅僅是隨便哪種宗教信仰的暫時追隨者而已。

2.3儒　教

很多人可能爭辯說，儒教不是宗教，而僅僅是一套倫理規(guī)則，一種道德哲學。確實，儒教明確回避對神學、來世或超世俗事務的任何關心。中國、朝鮮、越南和日本的多數(shù)儒教徒看來已經(jīng)為他們的宗教食糧補充了一點點佛教、道教或神道教（日本傳統(tǒng)的精靈崇拜或自然崇拜）的成分，來彌補儒教遺漏的東西。究竟應該將儒家學說稱為宗教還是哲學，這無關緊要；它是大約占世界人口三分之一的一代又一代東亞人過去2000年來生活的準則。大多數(shù)東亞人接受并遵循那位圣人教導的程度，比其他任何信仰體系的倫理教導的追隨者更加徹底；在這個意義上，儒教對信仰和行為的影響力大概比任何主要宗教都強大。儒教學說包含了有關人類相互關系的很多共同觀念，但它們的意義遠不止于此，它們反映并塑造了極有特色的一系列道德價值、行為準則和社會政治模式。儒教也有它自己的廟宇，即彰顯其學說的孔廟，但沒有規(guī)定的祭禮儀式或專門的祭司；對于這些，前面已經(jīng)提到，儒教徒們是不予理睬的，但他們始終是圣人教導的忠實勤勉的追隨者。

孔子和孟子

孔子（公元前551～約前479）是第一個統(tǒng)一的中華帝國出現(xiàn)之前很久，魯國的一個小官的兒子。他成為了教育家，偶爾到一些地方統(tǒng)治者那里當顧問。他從無固定的正式職務，也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勢。他像柏拉圖那樣想找一個可能按照他的建議行事的統(tǒng)治者，但他也像柏拉圖那樣始終未能找到。他的一些學生成了他的追隨者，盡管從未像柏拉圖學園那樣組織起來。他死后的最著名追隨者和注釋者是孟子（約公元前372～約前289）?？鬃雍兔献由钤诩妬y的戰(zhàn)國時代，他們想通過個人道德修養(yǎng)來恢復秩序和社會和諧，這一點與佛教和耆那教的起源背景頗為相似。

儒教的觀點

東亞社會一直嚴格遵守等級制，社會等級可以看成一系列的地位群體和等級角色，從最高統(tǒng)治者，經(jīng)官吏、文人學者、社會賢達，直到家庭中的父親，他們全都擁有對地位更低者的權威，但也有成為優(yōu)秀榜樣的責任。關鍵的要素是針對所有相互關系——父與子、君與臣、夫與妻、兄與弟等等——仔細制定的“正名”。年齡和性別在這種等級構建中的作用是明確的?？鬃雍兔献咏o這一體系提供了學術上的支持。這樣一個體系留給個人的空間很少，但卻同時強調作為“德行”唯一保證的自我修養(yǎng)和教育的極端重要性。用柏拉圖的話說，就是“教育使人善良，而善良人行為高尚”。根據(jù)儒教學說，人性本善，也天性愛好美德，但需要教育和長輩的道德榜樣才能堅持下去。孔子強調“人情”、仁愛、尊重長者、孝順、“正名”和知識，把這些看成是醫(yī)治混亂的良藥和達到“大同”這個他心目中的主要目標的途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