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山東爆發(fā)了反對洋教為主旨的義和團運動。由于山東巡撫毓賢沒有能力處理好這個事件，結果，義和團運動在山東境內迅速燃成了燎原之勢。面對山東的局勢，袁世凱多次向榮祿陳述自己的看法和解決山東問題的意見。榮祿認為袁不僅是自己的人，而且有魄力，是一個解決棘手問題的能手，因此就竭力保薦袁去山東任職。這樣，十一月初四（12月6日），清廷發(fā)布了派袁世凱接替毓賢，署理山東巡撫的上諭。袁世凱撫東，是袁世凱集團發(fā)展的一個重要轉折點，從此，袁世凱集團開始由一個單純的軍事團體迅速發(fā)展成為一個地方性的軍事政治集團。

光緒二十七年十二月初十（1901年1月29日），清廷在西安行在宣布實施新政，從此掀開了清末新政的帷幕。但是，清廷自倉皇西逃回鑾后，對于庚子事變中東南督撫的行為，心中自然不無芥蒂。當時，東南督撫們聯合一氣竟然不執(zhí)行朝廷命令，對中央的呼救置之不理卻與列強各國達成默契，宣布東南互保，使東南地方保持既不傾向政府又不傾向列強的中立，隱與中央相抗衡。特別是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后地方督撫對朝局影響力的加強，就更使朝廷寢食不安。因此，剝奪地方督撫權力，加強中央集權就成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的急務，也成為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以后新政過程中的核心問題。

六月初二日（7月17日），清廷諭令：“江南自強一軍，著劉坤一飭調前往山東，交袁世凱酌量分布，督飭訓練，務成勁旅?！鼻逋⒋伺e，用意深遠。甲午戰(zhàn)爭后，清廷好不容易經營起來的武衛(wèi)軍，在與八國聯軍的戰(zhàn)斗中損失殆盡，只有袁世凱訓練的武衛(wèi)右軍與張之洞建立的江南自強軍因沒有參戰(zhàn)而完好無損地保存了下來。因此，奪取并擴充這兩支新式軍隊就成為清廷在新政期間收回兵權的第一著棋。但是，老于世故的慈禧太后，知道外重內輕之勢已成，并不直接去剝奪張之洞、劉坤一等東南督撫的兵權，而是不著痕跡地將自強一軍調歸山東巡撫袁世凱，美其名曰：“江南自強一軍，素練洋操，本系備調之隊，現在山東武衛(wèi)右軍調派三千人赴京彈壓地方，該省未免空虛?！币驗榇巳蝿杖绱酥匾?，才要調派這支軍隊。這樣做不僅脫去了清廷急于剝奪東南督撫兵權的嫌疑，而且，不久調袁世凱為直隸總督后，這兩支當時中國最強的軍隊就自然而然地承擔起了護衛(wèi)清廷的任務，成為清朝中央政府的主要軍事支柱。

事實表明，袁世凱集團是甲午戰(zhàn)爭后清廷企圖收回散落在地方的軍政權力、努力集權中央的產物，因而清廷一開始就力圖加強對這支新式軍隊的控制，并且準備時刻收歸己有。至于這支軍隊成為袁氏建立自己私人集團的張本，袁世凱以此為資本迅速發(fā)展成為一個新的地方實力派，這則是清廷與榮祿在組建新建陸軍時都未能估計到的。

由此可見，新政前夕袁世凱集團的興起，正是清廷為挽救危機，企圖加強與鞏固皇權統治而導致權力異化的產物。

3.袁世凱集團的興起與清末存在的階級矛盾與階級斗爭也有著十分密切的關系。清末十余年間，中國農村經濟十分殘破，民族資本主義發(fā)展艱難。農民占農村人口的90%，而大部分土地卻掌握在地主階級手中。地主、官僚、富商、高利貸者，紛紛大肆兼并土地，地主階級對農民的封建壓榨，也達到了駭人聽聞的程度。清廷為了償付對外賠款和加強搜刮，不斷加賦加捐，全部負擔最后都落在了農民身上。農民負擔漕糧、地丁、耗羨之外，有糧捐，有畝捐，有串票捐，田畝所出之物，谷米上市有捐，豆蔬瓜果入城有捐，一身而七八捐，因而力不能勝、棄田潛逃者比比皆是。封建地主階級和清廷的殘酷榨取，以及帝國主義的瘋狂掠奪，造成了清末農村經濟的嚴重殘破。在這種情況下，廣大農民不外只剩下了三種出路：當兵；背井離鄉(xiāng)；揭竿起義。這種情況，給以袁世凱為首的袁世凱集團的發(fā)展造成了一定的可乘之機。表現在：（1）由于農村經濟的殘破，整個社會的動蕩不安，當兵，在當時已成為農民比較理想的謀生之路。這就為袁世凱在河北、河南、山東、安徽等省招募合格的士兵，發(fā)展袁世凱集團的軍事勢力，提供了有利的時機。（2）鎮(zhèn)壓農民起義，成了袁世凱發(fā)展壯大自己集團力量的堂而皇之的借口與機緣。袁世凱集團正是在鎮(zhèn)壓義和團與景廷賓廣宗起義中迅速膨脹起來的。袁世凱之所以能高官得坐，扶搖直上，從某種意義上講，是用義和團和廣宗起義農民的鮮血染紅頂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