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這篇文章中，他擬定了史語所研究工作計劃和組織機構，同時對設立史語所的意義進行了說明：

歷史學和語言學發(fā)展到現(xiàn)在，已經(jīng)不容易由個人作孤立的研究了，他既靠圖書館或學會供給他材料，靠團體為他尋材料，并且須得在一個研究的環(huán)境中，才能大家互相補其所不能，互相引會，互相訂正，于是乎孤立的制作漸漸的難，漸漸的無意謂集眾的工作漸漸的成一切工作的樣式了。

他提出破除“讀書就是學問”的風氣，公然宣布：我們不是讀書的人，我們只是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

最后他提出了三個響亮的口號：

一、把些傳統(tǒng)的或自造的“仁義理智”和其他的主觀，同歷史學和語言學混在一起的人，絕對不是我們的同志！

二、要把歷史學語言學建設得和生物學地質學等同樣，乃是我們的同志！

三、我們要科學的東方學之正統(tǒng)在中國！

在《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發(fā)表以后的幾十年里，史語所的學者們一直恪守上述幾項原則，遵照傅斯年提出的研究方向進行各項研究工作。后來，勞干先生對《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一文發(fā)表過如下的評論：這篇里面的內容決定了以后的時期史學研究應當走的路線，至今日還沒有重大的修改。誠然自清末以來，前輩人對于歷史學研究的意見,和示范的工作不是毫無一點貢獻，只是都比較零碎，而影響比較上也不算最大。只有胡適之先生的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發(fā)刊詞，和傅孟真先生的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兩篇文字可以說是近來中國歷史研究經(jīng)過上的重要文獻，而奠定了中國現(xiàn)代歷史學的基礎。［1］時過半個世紀之后，李濟先生回顧史語所走過的歷程時，也對傅斯年《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作出很高的評價：他告訴研究所的同仁一個原則，要大家找新材料。他說:有新材料才有新問題，有了新問題必須找解決問題的辦法；為了解決新問題必須找新材料，新材料又生新問題，如此連環(huán)不絕，才有現(xiàn)代科學的發(fā)生。他這一原則我想歷史語言研究所的同仁到現(xiàn)在還一直遵守的。［2］李濟、勞干都曾長期在史語所從事研究工作，他們對傅斯年及其《歷史語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的評價未免有過譽之處，只可視為一家之言，但是從字里行間我們不難看到，《旨趣》一文的確是史語所工作的指導思想，是它賴以存在的精神支柱，它對于中國現(xiàn)代史學史上新考據(jù)學派、史料學派的發(fā)展起到了重大的推動作用。

（二）遷歷史語言研究所至北平

傅斯年籌建史語所時，曾打算待北伐成功后將研究所一部分留在廣州，一部分遷往北平。所以要遷史語所至北平，主要是考慮到北平特殊的地理位置，可以為研究工作提供諸多便利條件。其一，北平是明清都城，保存有大量的圖書典籍、檔案資料，北平圖書館、北大圖書館和清華圖書館所藏圖書文籍，皆非其他地區(qū)圖書館之可比。其二，當時傅斯年擬定的搜求新材料的路線有兩條，一是京漢鐵路沿線，重點是安陽至易州一帶，二是由洛陽附近向西延至中亞。北平距這些地區(qū)較近，交通亦較便利，人員往返、消息傳遞及物質運輸?shù)染鄬Ψ奖恪?/p>

［1］　勞干：《傅孟真先生與近二十年的中國歷史學的發(fā)展》，（臺）《大陸雜志》（臺灣）第二卷第一期。

［2］　李濟：《創(chuàng)辦史語所與支持安陽考古工作的貢獻》，載《傳記文學》（臺灣）第二十八卷第一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