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聽人說一句古話,是"禮失,求諸野"。在我們中國人眼里,日本可絕對夠"野",僑居好些年,雖不曾"求",但近朱近墨,也順手撿了點"禮"。沒什么高深的,只是些禮貌禮節(jié)罷了。家當大了古了難免老早就開丟,那陳壽1500年前寫《三國志》寫到了東夷之邦,已感嘆"中國失禮,求之四夷,猶信",所以,向蕞爾小國求咱大漢大唐大清失的禮,好像也算得上中國的傳統和特色。

我愛逛書店,逛東京的,逛北京的,就逛出了一點感覺。記得國門開放之初,某公看見外國人讀書,行立坐臥,不講究姿態(tài),感慨系之。但曾幾何時,這種西洋景出現在中國,甚而出現在書店里。走進巍峨大書店,簡直像蕓蕓眾生南來北往的火車站。售書何止于開架,還可以立讀、倚讀、坐讀、半臥讀,千姿百態(tài),令人嘆為觀止。日本的書店,尤其是位于鬧市,顧客抵肩擦背,不許坐讀是一個常識。書店者,商店也,圖書是流通的商品,進來人是顧客而不是讀者,把書店當圖書館用,鬧中取靜,就影響別人選購,店將不店。也有些書店明確"立讀禁止",可店家仁義,只寫一個小紙條貼在那里,免得傷了讀書人面子。至于漫畫單行本,統統用塑料布包裹,嚴禁翻閱。顧客多是青少年,據調查統計,他們站在那里十來分鐘就翻閱完一本六百多頁的漫畫雜志。聽說中國年輕人也愛看日本漫畫,但恐怕在讀法的熟練上還達不到這個程度。游東京一般都會去繁華的池袋,那里有多家書店,僅只淳久堂備置坐椅,原由無非是轉過幾棟樓,所在僻靜了,以此為招徠。北京某書店的樓梯被當了坐椅,只剩下一半走人。店家討好"上帝",可惜"上帝"不大有人樣,站沒站相,坐沒坐相,更教人舉步維艱。少數人成為"上帝",多數人便如進地獄。況且書被讀了,就變成舊貨,把舊貨當新品賣,不合乎情理。和店面相比,同樣的圖書一排排,貨色也就說不上豐富。架子上書本擠得死死的,取書很容易把書脊摳壞,像青磚砌就萬里長城,真盼有孟姜女進店尋夫哭倒它。摳壞一本又一本,破損也不作為殘次品減價,未免霸道。架子壁立,底層的圖書只好蹲身歪頭在人影幢幢的昏暗中查找。倚架而讀的人更不給你讓地兒，好似英雄堵槍眼,這時才領悟淳久堂"歡迎坐讀,禁止立讀"的道理。裝幀者也偏要難為顧客,書脊設計得不明不白，你費力辨認時，又有人硬在你和架子之間昂然而悠然擠過去。國人很愛說禮儀之邦云云,但是在書店里卻不大看得出,可能知書與達禮之間需要一個比較長的人生或歷史的進程。

有人說圖書館是作者的敵人,而今連書店也公然與作者為敵。作者和出版社把書寄在那里賣,是盼著人來買的,被買走了才有版稅好拿。書店供顧客免費閱讀,哪怕他們當中說不定有王充一類的人物,也完全是無視作者的權利。圖書的特殊性常使人處于兩難之間,但文化大眾化,是要把大眾文化化,并非拿文化媚俗。

不少同胞討厭日本人,說他們具有兩面性,看似彬彬有禮,換個場合就不是他了。"場合"一詞是日本人創(chuàng)造,似乎我們用得更日常。逛書店有逛書店的樣,泡酒吧有泡酒吧的樣兒,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講的不就是場合嗎？你到人家的葬禮上大笑一聲試試。人必須具備這種社會性。說來不單是書店,北京城里自以為超前的怪事還多著哪,足以編一本"北京百怪"。我們學雷鋒,與其在公交車上備針線,貼窗花,不如把車開得更穩(wěn)些,務好正業(yè)。但等到見怪不怪的時候,大家就都北京化,官居九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