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大致談了自己學習明清史的過程和心得。幾十年來能做出一些成績，得益于勤奮。我覺得養(yǎng)成坐圖書館的習慣非常重要。從20世紀70年代后期起的很長一段時間里，我除了上課和其他必須參加的活動外，往往是整天到北京圖書館善本部、古籍部和科學院圖書館看書。早晨帶上稿紙、筆記本和一個饅頭蹬車直奔圖書館，中午休息時間吃個饅頭，在附近轉悠一會兒，繼續(xù)閱讀抄摘史料，直至閉館才回家。讀書的方法是提出書后，先翻閱一遍，遇到有價值的史料，把事先準備好的小紙條夾在書內(nèi)作為標記，大約看到一半時間，就動手抄錄。一條史料抄在一張稿紙上，半天時間差不多總是七八張（按行不按格抄寫），字數(shù)少的可達到十張，一天下來總有十幾張；筆記本大抵是記下與當時研究問題無關的零星史料或簡要備忘錄。晚上一定要把抄摘的材料仔細閱讀一遍，遇有語氣不通等情況，可能有誤字漏字，用紅筆畫出，第二天再核對原書，從而在很大程度上避免了摘抄史料時的筆誤。檢閱所抄材料還會發(fā)現(xiàn)有的問題應從其他史籍中尋找印證，即記于筆記本上，以便及時提取書籍。騎自行車去圖書館，冬天是最困難的，有時頂風而行實在費勁，嚴寒甚至會凍得手指麻木。這種工作方式確實有點辛苦，但在圖書館中一坐，好書在手，樂在其中，回家后檢閱收獲，每有意外之喜。且不說關系到歷史上重大問題的史實，就拿我在《明末農(nóng)民戰(zhàn)爭史》后面附的“大順政權所設各地官員表”來說，多數(shù)是從地方志的“災祥”、“兵燹”、“紀事”之類記載中查出的，每找到一個大順政權任命的地方官員的名字和職務都能使我高興一陣。這部書出版后，我在讀書的過程中還發(fā)現(xiàn)一些新的史料，至少可以為該表補充十名以上。坐圖書館可以充分利用時間潛心研讀，有時還需要到外地圖書館去查閱。為了寫《南明史》，1992年到昆明去閱讀云南省圖書館的藏書和參觀云南省博物館的藏品，因需閱讀的書籍較多，連原來計劃途經(jīng)貴陽時去安龍實地考察一下都限于時間只好作罷。有時因情況不明，重要史籍會失之交臂。如研究明代的耕地數(shù)字，我提出明代疆土由行政系統(tǒng)和軍事系統(tǒng)分別管轄的論點，雖然依據(jù)了大量的地方志和其他相關記載的材料加以論證，而最能說明問題的是萬歷十年山西巡撫辛應乾主持編制的《山西清丈簡明文冊》，原書就藏在北京大學圖書館。這部書的前三冊是山西布政司所轄各府州地畝及征糧數(shù)，第四冊和第五冊則是山西都司所轄耕地屯田與征收籽粒數(shù)。直到1991年山西省社會科學院張海瀛先生的研究論文發(fā)表后（《明史研究》創(chuàng)刊號），我才知道還存在這么一部極有價值的文獻。1993年他的《張居正改革與山西萬歷清丈研究》出版，將《山西清丈簡明文冊》全部影印附于書后，使這一原始文獻得以廣泛流傳。舉出這個例子是想說明治學的第一步收集史料大非易事。這方面的事例不勝枚舉，在不斷讀書的過程中往往發(fā)現(xiàn)自己發(fā)表過的著作中存在缺陷和失誤。知識是沒有止境的，在我涉獵過的明清史領域內(nèi)，清醒地認識到自己的知識相當有限，許多問題僅具一般常識，甚至毫無所知。實事求是地對待學問，實事求是地看待自己，切忌把治學看得太容易，切忌過高估計個人的能耐。至于在理論和觀點問題上，則遵行“百家爭鳴”的方針，不必強調(diào)一律，既不想把個人看法強加于他人，也不想違心迎合某種思潮或論點。這就是我對本題《我與明史》的總體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