占領北京以后，李自成的麻痹輕敵思想進一步暴露出來。當時他身邊的軍隊總數(shù)大約有十萬人，受封侯爵的大將有劉宗敏、李過、劉芳亮、張鼐、谷英，加上明朝投降過來的軍隊，兵力也還可觀。然而奇怪的是，李自成在大同留下了大將張?zhí)炝真?zhèn)守，在真定委任了大將馬重僖為節(jié)度使，惟獨在京東山海關一帶沒有派遣“老本”嫡系大將去鎮(zhèn)守。他的著眼點僅限于招降撤入關內的吳三桂、黎玉田和關門總兵高第，而對關外虎視眈眈的清軍卻置之度外。開初，李自成對吳三桂、黎玉田率領的遼東官兵和山海關總兵高第的招降進行得很順利，吳三桂在大順政權“許以父子封侯”的條件下同黎玉田、高第一道歸附大順政權，吳三桂奉李自成之命率部由永平府前往北京“朝見新主”；黎玉田被委任為大順政權四川節(jié)度使。李自成在招降了遼東和關門明朝官軍后，似乎認為京東的問題已經解決，對清廷出兵干涉的危險毫無認識。他在山海關地區(qū)的軍事部署只是派了幾天以前在居庸關投降的明朝總兵唐通率領原部八千兵馬接管山海關防務，而沒有派大順軍嫡系大將出鎮(zhèn)該地區(qū)。從他下令吳三桂率部進京和派原駐畿輔地區(qū)的明朝投降總兵馬科率原部一萬兵馬同黎玉田一道遠征四川來看，證明他根本沒有料到清廷利用明朝覆亡必然有分羹之心。似乎在他看來清兵在遼東的用兵和三次深入內地都是明朝的事，大順政權從未同清軍交鋒，彼此無怨無仇，可以相安無事。也許是出于這種天真的考慮，他既不派大順軍主力前往山海關一帶布防，又把同清軍作戰(zhàn)最有經驗和實力的吳三桂部調來北京（召吳三桂本人入見是一回事，命其率部赴京又是一回事。聯(lián)系到李自成命馬科率部前往四川，很可能是想讓吳三桂率部執(zhí)行南下之類的任務），充分說明李自成對清軍即將參加逐鹿中原的嚴峻形勢毫無認識。即使不發(fā)生吳三桂叛變，僅憑唐通八千兵馬也絕對抵擋不住清軍的進犯。何況，李自成進京后，如果對吳三桂安撫得當，并立即派遣大順軍高級將領率主力協(xié)同吳軍鎮(zhèn)守山海關一帶，吳三桂叛變的可能性很小，京東的局勢也將比較穩(wěn)定。

許多人輕信了封建史籍對大順軍的污蔑之詞，斷言李自成進京后領導集團腐化變質，喪失民心，終歸失敗。這種觀點完全不符合事實。且不說不少親歷甲申燕京之變的人士記載大順軍在京期間紀律嚴明；就以時間而言，三月十九日大順軍進京，四月初十日左右得到吳三桂率部叛變回軍攻占山海關，十三日晨李自成、劉宗敏親率大軍離京平叛，其間最大時限為二十三天。中國歷史上許多王朝肇建伊始欣欣向榮，若干年之后壯志消磨，出現(xiàn)文恬武嬉的局面；卻沒有聽說過在二十天左右就腐化得喪失戰(zhàn)斗力的。再說，大順軍失敗撤離北京后，清軍入京立即將北京中、東、西三城居民全部逐出，下令剃頭，總不會更得民心吧，為什么沒有失敗呢？可見，大順政權之所以站不住腳，不是因為領導層變質，失去貧苦群眾的支持；恰恰相反，由于它尚未完成質變，繼續(xù)執(zhí)行打擊官紳地主的政策，引起縉紳們的強烈不滿，因而不可能穩(wěn)定自己的統(tǒng)治區(qū)，把漢族各階層人士結成抗清的一致勢力。軍事上部署的失誤又導致滿洲貴族得以勾結漢族官紳，構成對大順軍壓倒的優(yōu)勢。說李自成等大順軍領導人因驕致敗，是指他們目光短淺，驕傲輕敵；而決不能解釋為他們驕奢淫逸。明清之際，中國向何處去？是歷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正確地總結這段歷史，才能汲取經驗教訓，有效地利用我國豐富的社會、政治、軍事遺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