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阮大鋮為人小有才，本非志節(jié)之士，這是一回事；他的列名魏忠賢逆案是否恰當(dāng)又是一回事。歸莊寫道：“懷寧阮大鋮，初本清流（即東林），……阮在垣中（六科給事中）資既深，僉都御史左浮邱（光斗）其同鄉(xiāng)也，因欲其掌科，而高邑冢宰、無錫都憲疑其人，以為不可；嘉善魏廓園（大中）初還朝，即轉(zhuǎn)吏科都給事中。阮謂資應(yīng)屬己，而魏奪之，遂激而入邪人之黨?！こ扇钊氡它h，未始非失計。蓋阮實有可用之才，惜諸君子無使貪使詐之作用也。”當(dāng)魏忠賢聲勢煊赫之時，阮大鋮并沒有明顯的劣跡，在朝時間也極短。他之所以列入“欽定逆案”原因是崇禎帝繼位，魏忠賢剛剛垮臺，朝廷上兩派勢力的爭斗尚未明朗化，阮大鋮急于入朝做官，草擬了兩份內(nèi)容不同的奏疏，一是專攻魏黨，一是所謂“合并共算”，也就是既攻魏黨又攻東林。他派人把疏稿送往北京請友人楊維垣相機行事。不料，楊維垣取己所需，把后一疏封進(jìn)。這件兩面開弓的奏疏通過邸報流傳后，東林人士為之大嘩。阮大鋮因此以“陰行贊導(dǎo)”的罪名列入逆案第三等，永不敘用。平心而論，東林—復(fù)社人士門戶之見極深，他們把阮大鋮打成逆案很難自圓其說，比如說他謁見魏忠賢后隨即行賄給魏的門子贖出名刺，就是莫須有的罪狀；說他在魏忠賢得勢之時即辭職還家是早已看出魏忠賢必定垮臺，更站不住腳。阮大鋮在魏忠賢垮臺之后還看不清政局的走向，怎么能說他在天啟年間就預(yù)知朱由校會短命、崇禎帝將即位？總之，“陰行贊導(dǎo)”的罪名難以成立。阮大鋮觸霉頭是在崇禎初出于投機得罪了東林黨人。王思任說他“時命偶謬，丁遇人疴，觸忌招諐，渭涇倒置，遂放意歸田，白眼寄傲，只于桃花扇影之下，顧曲辯撾”。阮大鋮政治上失意，借寓南京編演新戲，交結(jié)朋友，聲歌自娛，這在當(dāng)時的留都也是極平常的事。不料，顧杲、吳應(yīng)箕、陳貞慧這批公子哥兒看得老大不順眼，心想秦淮歌妓、鶯歌燕舞乃我輩專利，阮胡子來湊什么熱鬧。崇禎十一年（1638）八月，他們寫了一篇《留都防亂公揭》廣泛征集簽名，對阮大鋮鳴鼓而攻之，文中充滿了危言聳聽的不實之詞。阮大鋮掛名“欽定逆案”，有口難辯，一敗涂地；陳貞慧等人自以為痛打落水狗，功德無量。

崇禎十四年（1641），東林—復(fù)社人士以不光彩的手段，重賄司禮監(jiān)太監(jiān)，使周延儒再次出任首輔。阮大鋮為了東山再起，一面參與拼湊賄金，一面向“東林諸君子”苦苦哀求：“所不改心以相事者，有如茲水?！币恍〇|林人士表示諒解，又遭到周鑣等人的堅決反對。周延儒既然得到阮大鋮的資助。又礙于東林骨干的要挾，采取折衷辦法，接受阮大鋮的推薦，起用其同年好友、革職遣戍的原宣府巡撫馬士英為鳳陽總督。馬士英自然對阮大鋮有懷恩必報之念。他出任弘光朝廷首席大學(xué)士以后，就以定策和邊才為名竭力推薦阮大鋮，上疏說：“臣至浦口，與諸臣面商定策。大鋮從山中致書于臣及操臣劉孔昭，戒以力掃邪謀，堅持倫序。臣甚韙之。但本官天啟年間曾任吏科都，同官魏大中爭缺，本官雖近讓，與當(dāng)時諸臣嫌隙遂開，因牽入魏忠賢逆案。其實本官既未建祠，未稱功誦德，徑坐以陰行贊導(dǎo)。夫謂之贊導(dǎo)，已無實跡，且曰陰行，寧有確據(jù)？故臣謂其才可用，罪可宥也?！瘪R士英的上疏立即遭到東林—復(fù)社人士的強烈反對。他不顧其他閣臣異議，親自票擬，六月間取得弘光帝同意：“召逆案為民阮大鋮冠帶來京陛見。”阮大鋮出仕已成定局；八月，弘光帝又依從安遠(yuǎn)侯柳祚昌的提議，不經(jīng)朝臣會議，直接任命他為兵部添設(shè)右侍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