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我放棄在香港的學業(yè)，來到杭州讀書。我大學的四年光陰，是目睹內(nèi)地社會巨變的光陰。初來杭州時，我真是愛極了這里，立志要在這里定居?？墒?，當我畢業(yè)時，杭州的房價已經(jīng)漲到幾乎可以和香港比肩的程度；而在杭州工作的收入，卻遠遠低于香港。加之對內(nèi)地的升學、就業(yè)、文化、輿論、人際關系等方面的考慮和擔憂，令我不得不重新思考要不要留在內(nèi)地這個問題。

不僅是我有這樣的困擾，我的同學、朋友同樣如此： 忍受蝸居、蟻族、考研等種種的壓力，抗爭、忍受，生活、奮斗。我的一個同學，在畢業(yè)后不到一年時間就意外身亡了——他是蟻族，住在農(nóng)民房里，因劣質(zhì)的電熱水器漏電觸電身亡。一想到身邊不知道還有多少和我一樣的同胞，如此華麗的年齡，如此弱小的肩膀，卻要扛起如此沉重的擔子，我真是欲哭無淚，覺得一定要做點什么。

2009年末的一天，我和周為筠兄閑聊時，不知怎么說起這樣一句話：“我們現(xiàn)在所經(jīng)歷的，香港早已經(jīng)歷過。”由此，我便產(chǎn)生了一個想法，寫一本讓香港人作為“過來人”，給大陸同胞提供一些經(jīng)驗的書。

香港在文化上的地位，實在太為人所忽略了。談起文化，人們往往只知有大陸和臺灣，香港則是姥姥不疼舅舅不愛，十分尷尬。但實際上，絕對不能輕視香港。王德威、陳平原、許子東三位教授合編的文學論文集《一九四九以后》中說： 1949年以后的中國文學三江分流，大陸一支、臺灣一支，其中的交匯點，就是香港。文學上如此，文化上更是如此。香港以其包容、開放的精神，成為必不可少的“文化要塞”。在諸多描寫香港的文字中，龍應臺教授的視角頗為獨特。她贊美香港人面對所有事物，從來不會一擁而上： 

香港卻一直是一個分眾社會，由無數(shù)個小圈圈組成，圈圈之間相當疏離。以英語思考的精英和大陸來的中國知識分子之間，有兩套截然不同的話語。知識精英和街市里買菜賣菜的灣仔小市民之間，好像互不相干。灣仔的小市民和深水埗的大陸新移民之間，儼然又是兩個世界。商人主宰著社會政策，卻又和所謂社會有深深的鴻溝。水靜，才能流深，香港卻一直處在浮動的歷史中。中國一有戰(zhàn)亂，人就涌進來；戰(zhàn)亂一過，人就流回去，或者，稍做不得已的停留，然后奔往更向往的西方。太多人將這里當做跳板或客棧，無數(shù)的移民流出去，又有無數(shù)的難民流進來；移動中的“分眾”一直沒有足夠長久的歷史時間沉淀，“練習”互動，從而變成有共識的“大眾”，有默契的集體。殖民者為了統(tǒng)治的便利，更不會樂意去培養(yǎng)一個有共識、有默契的民間社會。

在龍教授的筆下，香港的價值躍然紙上，她說香港人“冷”。我理解的“冷”，不是“冷漠”而是“冷靜”，客觀而公正，見過大世面： 做過“亡國奴”，唱過“獅子山”，當過暴發(fā)戶，不再有賣弄的“雅興”。有了這樣的了解，就更堅定了我創(chuàng)作的信念。

當然，這一想法實行起來并不像想象的那樣簡單，后來又經(jīng)過了多次修正。譬如，我曾想過自己去翻閱大量關于香港社會發(fā)展的材料，寫一本歷史隨筆；也想過，由我來主編，擬出題目，請香港的年輕朋友來寫。但是，這些想法都因為一些現(xiàn)實的原因而一一被自己否定了，最終選擇了一種最直接的方式——訪談。

訪談對象的選擇標準有三點： 第一，名人，因為名人大多見多識廣；第二，要對內(nèi)地和港澳臺地區(qū)情況都十分熟悉；第三，不必僅限于年輕人，如培根所言，年少者多激情，年長者多經(jīng)驗，“激情”和“經(jīng)驗”都是我們所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