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國荃與洋教士的誠懇交往，對山西賑災意義重大。李提摩太自帶銀兩不多，但他通過日記等形式向海外通報災情，海外募捐效果空前。據統(tǒng)計，經李提摩太等西方施賑者從饑饉線上挽救過來的家庭數目達到十萬戶，得到救濟的人員高達25萬人。外洋賑款20余萬兩中，李提摩太及助手負責發(fā)放了12萬兩，領賑災民超過15萬人。李提摩太等人的賑災取得很好效果，而這與曾國荃的支持是分不開的。設想一下，如果地方官員時時猜疑處處掣肘，洋教士救濟災民之情再熱，也會被澆熄吧？

用人頭掛出來的秩序

饑荒威脅之中，人心浮動是一種必然。特別是此時的山西局勢原本就不寧靜，捻軍余部時時驚擾，與山西相鄰的陜甘又爆發(fā)“回變”，對地方官員來說，穩(wěn)定社會秩序不僅直接關系賑災成敗，更與清王朝生死存亡攸關。

曾國荃奏疏中經常有夸獎山西“民性純良”的句子，說民眾“視餓死為應受之辜，絕無強奪強劫之案”，但這只是門面話，意在襯托“圣朝”的“深仁厚澤，浹于晉民肌膚也久矣。”實情當然并非如此，對在饑餓的死亡線上掙扎的人講法度本就是件高蹈的事情。而為了維護秩序，曾國荃除了以各種行動宣示朝廷的恩澤，以安撫民眾，另外也采用了不少鐵腕手段。光緒三年九月，他在給屬下的書札中說：“查災放賑，先安民心為要?！劣诓忌⒘餮?、匿名揭貼，斷非饑民舉動，必有奸宄招搖潛蹤其間。此清查境內無業(yè)游民為最要也。地方官果能清查，勿令聚黨生事。如遇外來面生可疑之人，不準溷跡境內，庶本境之饑民，望有涓滴之賑可以度活，而不敢萌異志；各路之宵小，憚吾嚴密之防，無從勾結，而不敢生覬覦。消患于未然，此其時也?！币幻麑⒐傧蛩麉R報派兵巡邏的情況，他更詳細指示：“揀選謹慎之兵一十六名，作為兩班，每班分四起輪流稽查要路，布置最為得法。但能使民間屢屢見有兵來，奸民自懼，良民自安。每起二名不嫌其少，若多則不敷分布，且恐益民間雞犬之驚。惟巡哨之兵最宜安靜，必須使莠民見之有畏心，不至使良民見之亦有懼心，則地方從此安謐矣。又稱商賈糧車過境，任意截劫，毫無忌憚，或三五同伙攔阻孤身行客，奪搶物件。如此則糧販無人敢來，境內之糧安得不日形缺乏？所關非細，仰即加意巡防，遇有截糧攔路行劫之案，一經拿獲，即行會同地方官訊明情節(jié)確實，稟請就地正法，以安商而裕民食，是為至要?！?/p>

所謂“就地正法”，這是非常時期給予地方官員的便宜行事權力，是典型的“非常手段”，即使在當日也是違反法律之舉。但同時我們又不得不承認，這種非常時期的非常手段有特殊的效果。李提摩太赴山西救災，他目睹慘狀后曾經困惑，為什么很少看到搶劫？原來“每一個村中都貼了告示，宣布巡撫有令，任何人膽敢行兇搶劫，各村鎮(zhèn)首腦有權對搶劫者就地正法。因而犯罪現象出奇地少?！?果然，不久他就在路邊看到了掛著“兩顆人頭的籠子”，“這是對試圖暴動的人的警告?！蔽鞣轿幕尘跋碌睦钐崮μ珜Υ艘脖硎玖死斫?，他在回憶錄中說，“當時的社會狀況需要高壓政策。”

然而，如果“就地正法”施行無度，那絕對是民眾的災難。山西旱災中，“就地正法”有無濫殺無辜情形？不妨先看曾國荃的一個批牘。當時隰州發(fā)生竊賊殺死巡夫命案，地方官員即遵“就地正法”之令，將嫌犯處決。曾國荃在隰州呈報的公文中批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