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緒八年（公元1882年），肩負北洋海軍建設重任的北洋大臣李鴻章向朝廷奏報：“日本步趨西法，雖僅得形似，而所有船炮略足與我相敵，若必跨海數(shù)千里與角勝負，制其死命，臣未敢謂確有把握。”

光緒十一年（公元1885年），因上一年朝鮮內(nèi)亂，與朝鮮關系特殊的中日兩國在天津商討解決辦法，中方代表是李鴻章，日方代表即伊藤博文，會議的成果是簽訂了《中日天津條約》，條約規(guī)定：“朝鮮若有重大變亂事件，彼此出兵先行文知照，事定即撤回?！贝丝顭o異于承認中日共同保護朝鮮，均有出兵之權利，種下甲午之戰(zhàn)的禍根。本次談判讓李鴻章對日本和伊藤博文有了更切近的認識，簽約次日，他在給出使日本大臣徐承祖的書信中通報談判情況時說：“伊藤大使在津兩旬，會議七次，始將條約訂妥畫押?！劣扇朔钐嘏筛叭?，便可相讓，法事未了，礙難分身。伊藤治國才猷精敏，如銀行鐵路章程，望時與探討，詳示為盼！”同時又向總理衙門密奏，稱許伊藤博文是治國之大才，認定“十年內(nèi)外日本富強必有可觀，此中國之遠患，祈當軸諸公及早留意?！?/p>

光緒十九年（公元1893年），這是甲午之戰(zhàn)的前一年，李鴻章在給出使日本大臣汪鳳藻的信中，表示日本海軍的實力實在我軍之上，他說：“東洋蕞爾小邦而能歲增鐵艦，聞所制造專與華局比較，我鐵艦行十五海里，彼則行十六海里，……蓋以全國之力專注于海軍，故能如此，其國未可量也?！薄耙匀珖Ｗ⒂诤＼姟?，李鴻章認為這就是日本海軍發(fā)展迅速的根本原因。而我們呢？則正以全國之力籌備慈禧太后的萬壽慶典。李鴻章在給同僚的信中當然不敢發(fā)牢騷，不但不敢，在挪用海軍軍費以娛太后的問題上，他還表現(xiàn)得很會來事兒，頗受后人斥責。然而不這樣，他如何保住北洋大臣的官位？即使李鴻章不惜烏紗，換一個北洋大臣，還能扛下去嗎？

中日甲午之戰(zhàn)，北洋水師全軍覆沒，也幾乎葬送了李鴻章大半生辛苦積攢的聲名。甲午一敗，李鴻章該不該負責，究竟該負多大的責任？圍繞這一問題，歷來史家眾說紛紜。筆者的粗淺看法是，對此不能混一而談，首先應該分清哪些問題“李鴻章無法負責”，哪些問題又是“李鴻章理應負責”的。

有些東西，李鴻章的確沒法負責。他和伊藤博文一樣，人稱“相國”，但伊藤是君主立憲政體下的“相國”，事事按章法施行則可，而他卻連海軍的軍費都無法保證；后人不知歷史，常?？浯罄铠櫿略谇逋醭械哪芰?，實則因朝中派系林立，即如李鴻章，也受到多重牽制，稍有不慎就會被人參上一本。他因此多次對部下感嘆：“疆臣竭力以為其難，文吏持刀筆而議其后，任事不易，思之慨然”。清人日記記載，李鴻章進京公干，凡來拜會的京官，不論大小，均有今日之“紅包”相送。以李之聲勢，為什么對品階很低的一些京官也要敷衍？就是為了消除對他任何不利的隱患。當然，這一目的既可以用于“公”，也可以用于“私”；在那個時代，近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在中國人的心目中還相當稀薄，一場國家對國家的戰(zhàn)爭，不少人竟視其為日本和李鴻章之私事！所以，梁啟超在《李鴻章傳》中說：“西報有論者曰：日本非與中國戰(zhàn)，實與李鴻章一人戰(zhàn)耳！其言雖稍過，然亦近之。不見乎各省大吏，徒知畫疆自守，視此事若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即有之，亦空言而已?！砸蝗硕鴳?zhàn)一國，合肥，合肥，雖敗亦豪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