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百年”之我見

今年是辛亥革命的一百周年，北京《財經》雜志的馬國川記者為了進行一次非同尋常的紀念活動，不辭辛勞，采訪了大陸、臺灣和海外的十二位著名學者。大陸的是周有光、章開沅、李澤厚、袁偉時、楊天石、朱維錚、蕭功秦、雷頤和高全喜；臺灣的是許倬云；海外的是余英時和劉香成。這些學者大都是對辛亥革命進行過長期而深入研究并有所建樹的專家，而且都具有強烈的社會使命感。國川同志把這些很有分量的采訪錄匯集起來成為一本大作，題為《告別皇帝的中國》，將由世界圖書出版公司北京公司出版。蒙其信任，索序于余。開始我感到，我雖對辛亥革命有所了解，但究非我學術研究的主要內容，難以應命。但旋又想到，對我而言，這個任務是一種光榮，一種責任，而且還是一個很好的老年再學習的機會，便慨然應允了。不過，即使我會盡力而為，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我沒有絕對的把握。我的想法是談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對本書的欣賞或評價；一是在我原有對辛亥革命史的知識和理解的基礎上，結合我對這些專家的評論的學習和體會，對與辛亥革命史有關的幾個主要問題，提出我的淺見，請專家們指教，供讀者參考。 

對本書的欣賞或評價 

馬國川采訪朱維錚教授提出的第一個問題是，從辛亥革命到現(xiàn)在百年間，中國現(xiàn)代化進程有哪些教訓？朱教授在正面作答前首先指出：談歷史教訓，首先要弄清楚歷史真相。他的意思是，憑“以論代史”的歷史是找不出歷史教訓的。我同意此說。但這里又有一個問題要澄清。歷史真相是可以弄清楚的嗎？對這個問題，我們歷史學界的看法并不一致。從國際層面看，認為歷史真相弄不清楚的最有代表性的人物，是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小羅斯福時代史學界領袖查爾斯·比爾德(Charles A.Beard)。他早年受馬克思主義影響，曾一度服膺經濟史觀，但后來不獨從經濟史觀轉而相信多元史觀，還大力宣揚歷史的相對主義?！八偨Y說，成文史并不是一種科學，而是一種‘信仰行為’；歷史學家不可能了解過去，只能把碰巧弄到手的一些零零散散的史料根據支離破碎的計劃重新構筑一番，而他這個計劃反映的又是他那逃脫不掉種種限制的頭腦。” 亨利·康馬杰：《美國精神》，北京：光明日報出版社，1988，第448頁。他還說：“沒有哪個歷史學家能夠把過去描繪成實際那樣，每個歷史學家的著作——對事實的選擇、強調、省略、組織和展示方法，都相對于他自己的個性以及他所生活的時代和環(huán)境”；“所有的歷史解釋都相對于時間、地點，都注定要隨著它們產生的環(huán)境——思想及利益的消失而消失。”以上兩段引文俱見武劍榕：《比爾德經濟史觀初探》(武漢大學歷史系1990年碩士論文)，第40頁。我曾一度為他的這種論點所迷惑，但經過反復思考和廣泛閱讀，我不同意他的這種相對主義歷史觀。我認為，歷史學工作者對歷史的認識和闡述，雖會受其個人的思想感情及其所處環(huán)境的影響，使其對歷史本體及其發(fā)展規(guī)律的正確認識具有局限性，但不能說所有嚴肅歷史學者對歷史的解釋都會因時勢的變遷而失去存在的價值。歷史是有其本體和客觀發(fā)展規(guī)律的，而且是可以被認識、被弄清楚的。但是，構成歷史本體的因素，非常復雜多樣，歷史學工作者不經過長期艱苦的、具有廣度和深度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難全面地掌握這些因素并分清其主次；歷史的客觀發(fā)展規(guī)律，是含蘊和隱藏在歷史本體成長過程之中的，歷史學者不經過長期艱苦的、具有廣度和深度的對構成歷史本體的諸因素復雜內部關系的探索和研究，就很難發(fā)現(xiàn)這種客觀發(fā)展規(guī)律。所以，歷史學者研究和探索歷史本體和發(fā)展規(guī)律的功底，就決定歷史學者對歷史的解釋與歷史實際接近的程度。我認為，要使歷史學家對歷史的解釋完全符合歷史的實際，是非常困難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歷史學家可以通過自己長期艱苦的努力，使自己對歷史的解釋接近歷史的實際情況。一個歷史學家如果能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使自己對歷史的解釋進一步接近歷史的實際，那他就是對歷史學作出了貢獻。 

我仔細閱讀馬國川記者的這些采訪錄后，感到每一篇都是辛亥革命史專家經過長期艱苦探索和研究的成果。首先，它們擺脫了左傾教條主義影響，沒有以論代史；其次，它們的論證，都有充分史實作根據；第三，它們都有自己獨到見解，不是人云亦云。因此，它們對辛亥革命及其影響的探索和研究，盡管程度并不完全一致，但都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增加了新內容，進一步接近辛亥革命史的實際情況。更值得提出的是，這本書的內容不是一家之言，而是十二位專家各有特點的名言讜論。這就是說，本書對辛亥革命史的研究，是在前人研究基礎上增加了多達十二項新內容，為更接近辛亥革命史實際情況推進了長足的一步。 

我認為，這是一本非常值得一讀的好書。對有志于研究辛亥革命史的學人，和涉獵辛亥革命史有業(yè)余愛好的人，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