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書寫歷史是既復雜又敏感的事”

劉香成：現在對歷史應該有個新的態(tài)度，不需要再以那種非常強勢的受害者的立場去看歷史。

馬國川：以客觀冷靜的態(tài)度去對待歷史，就要原汁原味地記錄歷史。

劉香成：人們如何感知歷史取決于歷史如何寫成。研究中國當代藝術的英國評論家凱倫·史密斯最近援引馬克·吐溫的話，她在回答“為什么我們這么厭惡過去”時說道，“因為它太讓我們丟臉了”。史密斯繼續(xù)說道，“如果歷史像馬克·吐溫說得那樣使人蒙羞，也是因為我們相信如此。同樣，至今一百七十多年里數代的中國人乃至當代不少中國人都確信，從十九世紀開始帝國主義入侵者帶來的屈辱使他們蒙羞。這是需要糾正的”。

在中國，書寫歷史是既復雜又敏感的事。2011年初，據《南方周末》報道，中央黨史研究室連續(xù)四任主任歷時十六年才重修完成1949至1978年的歷史。由于這部書并沒有提及諸如1960至1962年大饑荒的確切死亡人數這樣的問題，引起了激烈的爭論。

在北京英國駐華大使館中，仍然保存著自十九世紀起中英兩國接觸的版畫。也還掛有當年英國第一任駐華大使馬噶爾尼勛爵在大清帝國宮廷上立而不跪的歷史的版畫，位于匯豐銀行香港總部四十四層董事長私人餐廳的墻上，但是，1997年香港主權交還中國之后，墻上取而代之以昂貴的中國當代藝術作品，歌頌中國經濟的崛起。

馬國川：當初乾隆接見英國使團時驕傲地說，大清國萬物皆備，不需要跟你們通商。

劉香成：在此之前，西方認為中國是一個制度先進的國家，但是中西有了接觸以后，尤其鴉片戰(zhàn)爭開始之前，西方人就已經開始轉變了對中國的認識。例如，這時候歐洲的物質文明已經很發(fā)達，有了公共廁所，可是歐洲人在中國看到，中國人隨地大小便，當然會覺得不文明。早期對中國的美好想象開始破滅。

中國人對西方的認識也有一個轉變。早期中國人看到的是意大利、葡萄牙來的人，如利瑪竇等人，頭發(fā)比較黑，這些人很文明，都會說中文、寫中文，還會學習中醫(yī)等等。到了十八世紀，來到澳門、廣州通商的，都是紅頭發(fā)、藍眼睛、白皮膚的洋人，不會中文，中國人認為他們是野人。

馬國川：鴉片戰(zhàn)爭以后，中國不斷被欺凌，這也是中國人轉變對西方認識的一個重要因素，而且“受害者”的悲情意識仍然深藏在中國人心中。

劉香成：悲情在英文字里面叫“受害者”。 到底是用理性來看待歷史，還是以情感來看待歷史？如果是后者，那么永遠也擺脫不了悲情意識。一定要從“受害者”里跳出來，你已經不是受害者了，這樣你才能以平和的、平等的態(tài)度和別人進行交流。

馬國川：在鴉片戰(zhàn)爭之后，尤其是甲午海戰(zhàn)之后，中國因為受了屈辱，激發(fā)了民族主義的思想情感，這是一百年來一個很重要的思想資源。在中國經濟實力達到了這么一個程度的今天，怎么來擺正這種心態(tài)，怎么來對待民族主義？

劉香成：民族主義這條線，一直延伸到今天的中國社會。

我覺得，這是中國的包袱。對今天的中國來說，要做的是把這個包袱放下來，帶著平和、平等理念與世界交往。不管和哪國人交往，英國人、法國人、日本人，不要有很多個人的感情綁在里面，而是就事論事，不要讓情感影響自己的認識和判斷。

今天中國的位置在哪里？

劉香成：當年我來到中國，正值毛澤東去世，我感到中國人對很多的事情有興趣，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和向往。那時我就認定，如果有機會來中國工作的話，我已經找到了我的主題。

馬國川：我覺得，和那個時代比起來，今天中國可能顯得比較迷茫，并不清楚自己要得到什么東西。這似乎和對近代史的認識有關。近代以來，中國確實有文明落后野蠻的一面，也有被欺壓、被侵略的一面，悲情意識對今天中國在世界上的角色定位也有很大影響。

劉香成：今天中國的位置在哪里？還是用那種悲情意識去衡量嗎？顯然不能。

我記得九十年代著名導演謝晉導演了一部電影《鴉片戰(zhàn)爭》，開播首映請我去，不到五分鐘，我站起來就跑掉了。因為電影是用一個很粗糙的導演語言去拍攝的，里面一肚子受害者的怨氣。

把事情簡單化的做法是很糟糕的?，F在一些人潛在的認識就是，軟實力是可以用錢買的，我們中國有這樣的能力了。你們西方花了三百年才擁有的東西，我們可以馬上買到。在海外花大錢建立新聞社、搞電視，這還是計劃經濟的思維。

我們的英文媒體，也包括中文媒體要先抓住來華的幾十萬外國讀者的眼球，為什么他們對中國最感興趣我們都抓不住，還要到國外發(fā)展，這邏輯很難想象。

例如，中國電影作為一個文化產業(yè)，近些年發(fā)展迅速。但是和好萊塢相比，還是距離很大，不可同日而語。好萊塢的人來到中國說，你們什么都有，但是你們不知道怎么編劇，怎么說故事。當然事情往往比這更復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