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不應該用行政監(jiān)管的方式來處理欺詐行為，而是用法律來禁止侵權和欺詐。這項政策結論與米塞斯的目標是完全一致的：“為了防止進一步信用擴張，我們需要做的是把銀行業(yè)務置于商法和民法的框架之中，強制每一個個人和公司完全履行法律義務、遵守合同條款?！?Mises, Human Action, p. 443。如果想更多地了解部分準備金制度等同于盜竊的觀點，參見Rothbard, Mystery of Banking, pp. 91—在英國，還有一個重要的通貨學派沒有被史密斯提及，那就是著名的、推崇自由放任的曼徹斯特學派（Manchester school）。由于懷特教授不正確的分類方法，他對這個學派究竟該劃入哪一類型陷入了迷茫。約翰·本杰明·史密斯（John Benjamin Smith）——曼徹斯特商會的會長——在1840年的報告中指出，1839年的經濟和金融危機源于英格蘭銀行的緊縮政策，而緊縮是“其之前過度貨幣擴張”的無情后果。約翰·本杰明·史密斯和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同年在議會作證時指出：“自由放任主義的支持者們希望不要再用相機抉擇的方式來管理貨幣，相比于自由銀行制度，他們現(xiàn)在更傾向于建立一個受嚴格規(guī)則限制的國有銀行來控制貨幣的發(fā)行?！蹦敲?，史密斯，科布登和曼徹斯特主義者到底該劃入哪一類別呢？他們是自由銀行主義者么，如果是，那么在同一年中，他們怎么又會變成通貨學派的倡導者，或者他們應該屬于別的學派？但是，既然懷特將通貨學派理論家定義為希望賦予英格蘭銀行全部權力的人，那么他們怎么會成為這樣的人呢？懷特回避了這個問題，他干脆沒有把史密斯和科布登列入通貨學派、銀行學派或自由銀行學派的名單中。White, Free Banking, pp. 71, 75, 135. 另外還可參閱 Marion R. Daugherty, “The Currency\|Banking Controversy, Part I,” Southern Economic Journal 9 (October 1942), p. 147。（第135頁）盡管懷特將弗蘭克·W.費特所著的《英國貨幣正統(tǒng)學說的發(fā)展》（Development of British Monetary Orthodoxy）列入了其著作的參考文獻中，但是如果他真的仔細參閱了費特的著作，那么或許他能避免上述思想上的混淆。費特指出，史密斯在他的議會證詞中明確地闡述了通貨原則，他很關注商業(yè)銀行以及英格蘭銀行的波動，直截了當?shù)匦剂送ㄘ泴W派的目標：“對現(xiàn)有制度進行改革，使它能夠盡可能地趨近于金屬貨幣流通時的狀態(tài)，并且消除所有方案中的神秘因素，使其清晰、簡單，易于所有人理解。”Fetter, Development, p. 176.史密斯提出的方案來自于李嘉圖（Ricardo）的思想：創(chuàng)建一個百分之百準備金制度的國家銀行。

曼徹斯特自由放任主義運動的偉大領袖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在他的證詞中堅持了同樣的立場?？撇嫉枪粲⒏裉m銀行以及通過央行或私人商業(yè)銀行對通貨進行相機管理的一切觀點，他宣稱：〖＝1〗我認為所有管理通貨的想法都是謬論，甚至管理通貨、控制通貨的術語都是謬論，通貨應該自我管理，它應該根據貿易和商業(yè)的需要來進行自我調節(jié)。我不認為英格蘭銀行或私人銀行需要進行所謂的貨幣管理……我不會考慮任何形式的補救措施，不論這些措施是基于何種原則或標準，只要這些措施給了個人以相機管理貨幣的權力，我都不贊同。Fetter, Development, p. 176.〖＝2〗283總之，科布登、曼徹斯特主義者以及多數(shù)其他的通貨學派的作家都懷有熱切的愿望，希望將政府或銀行對貨幣的操縱一并消除，讓其僅依據黃金或白銀的自由市場力量來運作。無論科布登提出的設立國家銀行的解決方案是否可行，沒有人能夠否認其自由放任主義的觀點，以及他希望運用這種觀點來解決錯綜復雜的貨幣和銀行制度問題的熱情。

現(xiàn)在讓我們回到懷特教授所推崇的自由銀行學派，在劃分這個學派的時候，懷特混淆了硬通貨和軟通貨兩個陣營。通貨學派和自由銀行學派都發(fā)源于1825年的金融危機。這次危機與往常的危機沒什么不同：在銀行信用擴張帶來繁榮后，危機緊隨著出現(xiàn)了。不過，這次危機讓人們意識到一點，那就是簡單恢復金本位制（如1821年所實施的）是不夠的，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來消除銀行體系的不穩(wěn)定性。英國政府實施局部改革的一項舉措就是1826年下令取消小面額（5英鎊以下）銀行券的流通 (此后，英格蘭銀行遵守這一法令超過一個世紀)，它至少確保了一般人可以用金銀幣完成大部分交易。即使蘇格蘭自由銀行制度的主要辯護者亞當·斯密也擁護這樣的措施；但是應該看到，鑒于懷特教授對蘇格蘭自由銀行制度的贊賞，他認為蘇格蘭托利黨人通過施加政治壓力使蘇格蘭銀行業(yè)免受了這項法令的影響。著名小說家瓦爾特·斯科特先生領導了托利黨的競選活動。作為蘇格蘭高級保守主義的代言人，布萊克伍德的《愛丁堡雜志》（Edinburgh Magazine），于1827—1828年刊登了兩篇關于“地方銀行和英格蘭銀行”的文章，文中談到了兩種避開對信用擴張的制約方法：取消金本位制，發(fā)展地方銀行。雜志同樣攻擊了英格蘭銀行的過度限制行為（！），這種論述實際上認為英格蘭是一個限制銀行業(yè)信用擴張的機構，而事實上，英格蘭銀行才是信用擴張的源頭。相反，作為James Mill激進哲學思想代言人的雜志Westminster Review諷刺蘇格蘭人是想發(fā)動“一場戰(zhàn)爭來保衛(wèi)自己被搶劫的權力”。參見Fetter, Development, pp. 123—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