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e you Chinese?”

我點點頭，他甩給我一摞有些古舊的書籍，問我要不要。

我的大腦在那一刻懵住了，只是從衣服里掏出了一小疊越南幣，問道：“夠不夠？”

他定了定神，沖我笑了笑，接過了錢，迅速離開了。

不久，一個衣著體面的華人模樣的中年人問我有沒有看見一個從這里跑過去的中國人，他的手里提了一摞書。

“沒有。”我的手狠狠拍了一下畫箱里的書，說道。

我不明白為什么我會留下這一摞書，其實如果那個中國人急切地告訴我那一摞書對他來說很重要，我一定會還給他。但他沒有，只是聳了聳肩，沖身旁一個金發(fā)女子說了幾句我能力范圍之外的英文，上了自己的大船。

在租住的棚屋里，我擎著昏暗的照明工具獨自檢閱這些書籍。直到看到那本《隕的燈》。時隔六年，我在異地看到了艾卿的書，它的裝束簡單，整本書很單薄，出版日期是五年前，我踏上火車后的第三年。

我把它輕輕地塞進行李袋，熟稔地拉上了拉鏈，數(shù)了數(shù)所剩不多的錢，和不認識的越南華工打了一聲招呼，再次回到湄公河沿岸，在一條泊著的漁船上，我和一個熟識的老漁民交談了幾句，算是道別。

直到夕陽最后一束光漸漸沉向地平線的那邊，我踏上了去往中國的油輪。游客出奇的少，我點燃了一根煙，把《隕的燈》以外的書籍一頁頁在甲板上燒掉，迅速拋入大海。在它們熱烈入海的那一刻，我猛然想起了朱姨提著孔明燈來尋找我們的那天夜里，我想起那天夜里，放飛在空中的孔明燈。而數(shù)年后，它們存留在我記憶里的星火被我以這樣的方式第二次燃燒。

燃燒，燃燒，燃燒在平靜而幽藍的海面上，像是失去了故園的海鳥，以自殺的方式回歸大海。

拾

一九九六年，我和一幫在廣州認識的朋友組織了一個藝術(shù)坊，在成都舉行了我們第一次群體畫展，這時，正是我叫做雷鳴的第八年。

畫展大獲成功，這讓我的朋友們很是驚喜。畫展過后，他們都想在成都停下來，我卻執(zhí)意去了拉薩。許多個日子里，我在八廓街街頭畫下每一個過往的朝圣者的神色，還有佝僂行進的藏族老婦。

拉薩的天空湛藍得讓人吃驚，在街頭小店里，我淘來了一個老式唱片機，在住處一遍遍回放藏地音樂，在這些樂聲里安眠。有時，能一直睡到第三天的傍晚，然后我起來，在室內(nèi)畫夢里的圖景，這些畫里的背景永遠是悠長的藍調(diào)，它們被我隨意地鋪陳，但我知道它們是有軌道的，它們的軌道在一個鮮為人知的角落發(fā)出鈍而敏的回聲，那一剎那，我忘記了我的姓名，忘記了我是叫做鐘笑言還是雷鳴。

那天晚上，我丟掉了我留下的所有畫作，辦妥一切手續(xù)，去了臺灣的美濃。

在美濃，我客居在一戶農(nóng)家里，這家的女兒日日唱歌，我在她的歌聲里畫了許多女子圖，她們無一例外閉著眼睛，撐著美濃的油紙傘，身著青色布褲，赤著腳站在青磚瓦礫中，一個人冥想。完成最后一張女子圖的時候，我再次想起艾卿，我顫抖著雙手用完了所有的藍色和紅色顏料，只是，在女子和她丟失的雨傘中間，我畫上了一座青橋。

蒙蒙小雨散落在每一個它可以觸碰的角落，那個站在橋那邊的姑娘一遍遍呼喊著傘的名字，卻始終沒有邁出一步。

她回旋的記憶以這樣一種方式飄搖在雨鎮(zhèn)的上空，遠方，是垂垂老婦咿咿呀呀的調(diào)調(diào)，更遠的，是一大片蔓延在月色將至?xí)r的濃綠。